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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
蒋德均:大 地 之 子 ——记侯光炯院士
发表时间:2020-09-17 15:11:19       来源:中国梦文学网       作者:中国梦文学网

  ——记侯光炯院士


蒋德均




 侯光炯(190559——1996114),祖籍江苏省金山县吕巷镇(今属上海市金山区),著名土壤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原西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一级教授、博士导师,国际土壤学会中国理事,英国皇家土壤学会资深会员。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今称院士),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院士,1956年当选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五、六、七届代表;中共四川省委员会第三、四届委员。曾先后获得全国先进生产者、全国五一劳动奖、四川省有重大贡献科技工作者、四川省十大英才等各种奖章和荣誉称号。

作为我国土壤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侯光炯院士为创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壤科学理论,他历经艰辛,废寝忘食,风餐露宿,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从江南丘陵到东北平原,中华大地留下了他艰辛而厚实的足迹。他热爱祖国,热爱科学,自强不息,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我国农业科学特别是土壤科学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卓著,先后发表了数百篇研究论文,主持编写了多部专著和教材,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威望。他献身农业科学,把毕生精力无私奉献给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呕心沥血,忘我工作,桃李满天下,为我国高等农业教育作出了卓越贡献,堪称“一代宗师、学界楷模”。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已过古稀之年的侯老,不顾年迈体弱,只身来到宜宾,长期蹲点长宁,潜心科研事业,创办全国唯一的自然免耕研究所,一干就是十八个年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大地不会忘记他的儿子,人民永远怀念大地之子。四川宜宾侯光炯纪念馆的建立就是为了让人们了解侯光炯院士的人生经历,感人事迹,先进思想,科研成果,卓越贡献,高贵品质和崇高境界;传承并弘扬侯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科学,自强不息,勇攀高峰,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财富,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民族复兴道路上汲取力量,更加坚定而自信。


一、探索土壤奥秘的人

(一)生平简历                                        

侯光炯院士1905年5月9日(农历四月初六)出生于原江苏省金山县吕巷镇(现属上海市金山区)。

1911年,就读于吕巷镇第三小学。

1917年秋,在江苏南通甲种农校攻读农科。1922年秋毕业留校任棉花实验室技术员。

1923年秋,免试升入南通大学农科。

1924年7月转入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化系攻读本科。

大学期间发表《土壤之盐基代换作用》于《科学》杂志1927年第12卷第9期上,产生较大影响。

1928年,毕业论文《中国农业界施用肥料之实况与磷肥荒的补救》发表在《自然界》1928年第3卷第1号上;草拟了可操作性颇强的《北京地区盐碱土改良增产计划》,为他毕生从事土壤科学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受聘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图书馆管理员。

1931年3月~1935年6月,供职于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任调查员,从事土壤调查、室内分析化验及水稻土研究。同本所的外国专家或国内同行先后完成了河北、陕西、山西、江西、江苏、甘肃、青海、宁夏、黑龙江等省的土壤调查任务。其间与同事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调研与科研论文。

1935年7月,出席在英国牛津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土壤学会议,在会上宣读论文《江西省南昌地区潴育性红壤水稻土肥力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水稻土”这一特殊的土类名称,创造性地提出了“水稻土水文层次分类”方法,及其形成的“三育” (即淹育、潴育、潜育)特征,使“水稻土”后来成为世界土壤学者共同研究的课题之一。

1935年7月—1937年2月,先后到英国、荷兰、德国、瑞典、芬兰、前苏联、匈牙利、意大利、美国等欧美国家考察土壤分布特点、土地利用情况、研究方法、解决办法等,展开国际同行交流,拓展研究视野。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地质调查所迁往长沙,先后赴浙东、赣中、湘南进行土壤调查,并发表一系列研究成果。

1938年8月,随地质调查所迁往重庆北碚,继续主持土壤室研究工作,开始从事紫色士、黄壤,特别是耕作土壤肥力的研究。

1940年8月,借调到江西地质调查所筹建土壤研究室和红壤改良试验场。

1942年初,兼任四川大学和原中央大学土壤学教授。

1943年初,重回土壤室工作并兼重庆大学、川北大学教授。发表一系列研究成果。

1946年8月—1952年12月,任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技正,兼四川大学农学院、铭贤学院教授;1948年起,专任四川大学农化系教授。在此期间,他主要完成了“土壤粘韧性和粘韧曲线”的独创性研究,提出了“土壤粘韧曲线测定法”;最先把土壤粘韧曲线作为认识土壤胶体活性的一种新方法。

1952年12月—1976在西南农业大学任教授、博士导师、中科院院士,先后兼任西南农科所土壤肥料系主任、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主任、西南农业大学土壤农化系主任、四川土壤研究室主任。

先后当选全国人民代表会第一、二、三、五、六、七届代表、中共四川省委员会第三、四届委员。“文革”期间,尽管受到迫害,依然心系科研和教学。

1974年—1978年在四川省简阳县镇金区农村驻点科研,从农民“看天、看地看庄稼定管理措施”中,发现土壤水、热、气、肥随着太阳辐射周期性变化规律与植物生长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谐调关系,从而提出“土壤肥力生理性”的观点。

1979年—1986年11月先后在在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铁青乡,长宁县相岭乡、长宁镇基层长期蹲点,潜心科研,创办宜宾自然免耕研究所,任所长、名誉所长。

1996年11月4日因病逝世,享年92岁。


(二)学术思想

侯光炯院士学术思想的诞生、发展及形成是社会背景、家庭环境、良师教诲及其自身特质等合力的结果。在侯光炯院士长达70年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融入一体,殚精竭虑为“三农”。《光明日报》曾头版头条撰文高度评价他“不愧为热爱祖国、献身科学、苦心孤诣、勤奋拼搏的中国知识分子典型。”根据目前学术界的共识认为,侯光炯院士的学术思想具有的主要特征有:

1.科学研究价值观:殚精竭虑为“三农”。服务农业:土壤科学服务于农业生产;扎根农村:心系田野与大地;尊重农民:甘当农民的小学生。

2.科学研究方法论:躬耕实践出真知。侯光炯院士勇于实践、善于借鉴、敢于坚持的学术研究方式,使他赢得了政府和人民、同行与百姓的尊重与爱戴,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和杰出贡献。作为著名的土壤科学家,侯光炯院士始终坚持长期走连续蹲点农村的实践之路;始终坚持农民经验与田间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始终保持与国际国内同行的交流合作,走中外融合之路。

3.治学理念与风格:求实创新建丰碑。如果说价值观是一个学者学术思想的核心,科研方法是一个学者学术思想的工具,那么治学理念与风格就是一个学者学术路径。侯光炯院士是一位将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观和方法论融入到自己整个学术科研与教学工作中,求实与创新的科学研究精神成为侯光炯院士学术成就与贡献的总体特征,天地人物相统一的思想是他学术思想中唯物辩证法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体现了侯光炯院士超越学科局限,构建系统综合学术体系的宏大气魄。


(三)学术贡献

侯光炯院士作为我国土壤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长达70年的科研与教学生涯中,为创建和发展中国的土壤科学理论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土壤科学领域,为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和生态防洪作出了卓越贡献。侯光炯院士一生发表学术研究论文近200篇。1935年,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水稻土”这一特殊的土类名称,创造性地提出了“水稻土水文层次分类”方法及其形成的“三育”(即淹育、潴育、潜育)特征,使“水稻土”后来成为世界土壤学者共同研究的课题之一。1935年—1937年,探讨了中国精耕细作模式下的土壤肥力提升理论与技术;1938年—1945年,建立了中国土壤调查的技术与方法,摸清了中国主要土壤类型的分布及其肥力特征;1945年—1955年,提出了判断土壤矿质胶体品质和土壤肥力特征的简易方法—土壤粘韧曲线测定法和PH八联测定法;1953年,远赴云南边陲,完成了西双版纳橡胶宜林地的调查规划,为我国橡胶种植北移做出了重大贡献,创造了世界橡胶种植史上的奇迹;1957年—1958年,提出了“土壤群落”观点和“土壤肥力与土壤的水肥动态关联”观点,为农业土壤分类分区提供了理论基础;1959年,提出了“土壤生理性”观点,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土壤学理论体系的形成;1960年,提出了“土壤立体图”技术,创立了“土壤肥力短期鉴定法”;1964年,提出了“土壤类生物体”概念,为“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1972年—1980年,提出了“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和土壤改良“内外三稳、大小三化”的思想,为“大窝栽培”、“矮株密植”、“自然免耕”等新技术提供了理论基础;1980—1996年,提出“连续垄作、连续浸润、连续免耕、连续植被”理论,并创建了“水田(旱地)自然免耕技术”,实现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质的飞跃,其“生态防洪”、“免耕治土”等思想为长江流域旱涝灾害根治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技术保障。


二、立报国之志,践效国之行

(一)大师的童年

侯光炯,1905年出生于江苏省金山县吕巷镇,即今天的上海市金山区。

其先祖侯端是威震倭寇的“白马将军”。侯家经过10多代的繁衍生息,到侯光炯的祖父这一代时,常年靠举债度日。侯光炯的父亲侯立本曾考中秀才,以私塾教书谋生,在侯光炯出生之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在同一天带走了他两位哥哥和一位姐姐的生命。其父悲痛之余,发誓要在后半生钻研医术,济世救人,几年后终成吕巷镇的一代名医,远近闻名的“侯善人”。

侯光炯4岁那年,一场人祸又给侯家带来了灾难。吕巷镇的大恶霸袁俊斋想强占该镇一位寡妇的房产,便威逼侯立本作中间人,出面劝解寡妇让房,并声称如若侯立本不从就杀死其全家。为使家人免遭其害,侯立本一气之下,服毒自尽。

父亲死后不久,母亲因悲痛过度,便追随亡夫共赴黄泉。父亲含冤而逝后,家里便失去了经济支柱。品学兼优的哥哥侯光远初中毕业后毅然挑起了家里的重担,在家乡谋得一个小学教师的职位,以微薄的薪水支撑起一大家人的生活。小小的侯光炯从小就经历感知了人间的不平与艰辛。


(二)艰辛的求学

1911年,六岁的侯光炯经特许,来到哥哥侯光远所任教的小学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小学毕业后,侯光炯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松江府中学堂但因学费昂贵而弃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学费极低的由著名立宪派人物、大实业家张謇创办的南通甲种农校,并受到张謇的接见。

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侯光炯成熟得比同龄人都早,他懂得一切都要靠自己,唯一的出路和前途就是珍惜机会,努力学习。因此,他学习特别努力。第一学年结束后,侯光炯不仅被评为品学兼优的模范生,张謇校长还免除了他一切学杂费。

因家境困难,还不满15岁的侯光炯便给主讲棉花栽培技术课程的留美学者王善佺老师当助手,开始了半工半读、自食其力的生活。侯光炯的刻苦用功感动了学校的外教——美国人碧莲,她主动提出义务做他的英语教师。侯光炯的英语进步很快,这为他后来能用英语与国际同行交流、掌握世界前沿科研动态起到了桥梁沟通作用。

毕业后,侯光炯留校担任了两年的农技员。

在南通甲种农校生活的七年中,侯光炯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钻研农业科技,对土壤在农业生产中的基础作用有了较为深切的认识,这为他一生的事业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23年夏,侯光炯免试进入南通大学农科就读。校长张謇追求高质量、高水平的办学。学校全采用全英文授课,教师都是高薪聘请的国内专家或留学归国的有志之士。

1924年春,侯光炯和农科班的同学集体转学到北京(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化系就读。在所有的课程中,土壤学是侯光炯最感兴趣、也最下功夫的主修课之一。他深知,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物质条件,土壤的好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粮食产量的高低和农产品质量的优劣。在这里,侯光炯有幸得到陈宰均、汪厥明、刘和等知名教授的谆谆教诲与无私帮助。在大学三年级时,侯光炯就向土壤学教授刘和表达了从事土壤学研究的想法,并得到了刘和教授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

在这里,侯光炯结识了一大批日后的精英,如余其心、陈宰均、李世俊等,他们都是学校的政治积极分子,他们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关心工农民众的解放,主张走苏俄式的革命道路来救中国。但是,侯光炯认为,政治是空洞的,革命就要流血牺牲,最后受苦都是老百姓。只有搞科学,搞实业,发展生产才能给人们实惠,才能给人们带来财富。因此他决心毕业后从研究土壤入手,研究出改土增产技术,使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帮助农民解除饥饿,拯救贫穷的祖国。

侯光炯以苦读、苦记、苦思、苦做而闻名于整个农学院。他能够用英语将许多课本的内容整篇地背下来;向毛耀东教授学了一个月德语后就能用准确无误的德文写感谢信……连对学生要求几近苛刻的实验指导老师孙吉人也对他翘手称赞不已。大学的刻苦学习为他毕业后从事土壤肥料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报效祖国

“走中国自己的土壤研究之路,让土壤科学真正为农业生产服务”,这是侯光炯为自己确立的志向。在一生的研究与教学生涯中,他将这种“科学救国”的志向化作了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化作了一项又一项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科研成果,创造了一次次辉煌,立下了一座座丰碑。在长达70年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中,侯光炯院士始终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融入一体,为我国土壤研究、农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奉献了毕生精力和智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践行了他“要在大地田边告别人世”的诺言。

早在青年时期,他有感于旧中国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立志科学救国。大学毕业后,他到我国第一个土壤科学研究机构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历尽艰辛,踏遍大半个中国,含辛茹苦地为调查我国土壤资源、发展我国土壤科学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取得重大研究成果。

1935年,他是第一位参加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土壤学会议,并在大会上宣读论文的中国土壤学者,首次提出“水稻土”这一特殊的土壤名称和形成特征。随后,他曾三次参加国际土壤学会议,并到欧美十多个国家进行土壤考察和学术交流。稍后,侯光炯院士先后提出了中国精耕细作模式下的土壤肥力提升理论与技术;建立了中国土壤调查的技术与方法,摸清了中国主要土壤类型的分布及其肥力特征;提出了判断土壤矿质胶体品质和土壤肥力特征的简易方法—土壤粘韧曲线测定法和PH八联测定法;发表了“土壤群落”观点和“土壤肥力与土壤的水肥动态关联”观点,为农业土壤分类分区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土壤生理性”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土壤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解放初,为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他带领师生奔赴云南边陲,完成了橡胶宜林地的调查规划,建成了我国第二个橡胶生产基地,并在我国实现了橡胶种植范围向北推移到北纬24o50′,突破了世界上认为纬度17o以北不能种植橡胶的定论,创造了橡胶种植史上的奇迹。

侯光炯院士长期深入基层,蹲点农村,开展农业土壤科学理论和应用研究,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创立了一整套农业土壤研究新方法。20世纪70年代中期刚从强制劳动中解脱出来,他就奔赴四川简阳农村建立科研基地,蹲点研究,提出土壤快速培肥和省水、省肥、省农药、高产的玉米“大窝栽培”和“矮株密植”等新技术,对粮食增产增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从农民“看天看地看庄稼定管理措施”的生产经验中,发现土壤水、热、气、肥随着太阳辐射周期性变化规律与植物生长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谐调关系,提出“土壤肥力生理性”的新观点,进一步发展为“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奠定了农业土壤学理论基础,主编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农业土壤学专著《中国农业土壤概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不顾年迈体弱,为扩展科研基地,完善研究成果,在四川宜宾基层扎根长达18年之久,创建了全国唯一的自然免耕专业研究机构宜宾自然免耕研究所,潜心生态农业技术研究。其“生态防洪”“免耕治土”等思想为长江流域旱涝灾害根治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技术保障。


三、  独辟蹊径,创立学派

“走中国自己的土壤研究之路,让土壤科学真正为农业生产服务”,这是侯光炯院士为自己确立的志向。侯光炯院士毕生从事学术研究,与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历程密不可分,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既有欧美土壤学拍的影响又有前苏联土壤学派的痕迹,但最为根本的是他独辟蹊径、坚定不移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壤研究之路,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壤学派。


(一)农业土壤理论

作为我国第一代土壤学家,侯光炯院士一生致力于我国农业土壤学的创建。他先后开创性地提出了“水稻土”概念与特征,阐明了土壤科学为农业服务的观点,认为农业土壤学具有鲜明的生产实践性特征。取得了判断土壤矿质胶体品质和土壤肥力特征的简易方法—土壤粘韧曲线测定法和PH八联测定法以及“土壤群落”、“土壤生理性”、“土壤立体图”、“土壤肥力短期鉴定法”等一系列开创性学术成果。这为我国土壤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为农民掌握土壤科学知识提供方法。这些成果的取得,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土壤学派的形成,受到国际上同行的高度评价和赞许。


(二)“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的建立

侯光炯院士在农业土壤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与贡献不计其数,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推“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这一具有里程碑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理论发现。它不仅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载入了《辞海》,而且获得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和认可。其理论的核心要点是:土壤是一种具有代谢性和可塑性的“类生物体”,兼具自动供肥机能和自动调节水、热、气、肥的机能。


(三)农业生态系统学的构建

侯光炯院士在他的“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农业生态系统学的思路和主张。他认为,农业生态系统学的实质就是运用综合研究方法,将生态环境因素的宏观条件(指气候、地质、地貌、水文)通过热力学和生物热力学的研究与生态系统(指植物和土壤)的微观条件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极大地丰富分析生物运动和其他运动方式之间矛盾统一过程的思路。在这一观点指导下,侯光炯院士运用农业生态系统学理论,对水土保持、防洪治水、生态农业、配方施肥等方面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和预见性的对策。


(四)“自然免耕技术”的提出与推广

侯光炯院士另一为国际同行高度评价和我国人民受益巨大的杰出贡献就是他在总结我们农民生产实践经验基础上,在他“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和农业生态系统学的指导下,结合国际免耕技术研究而提出并展开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免耕的理论和技术研究及其推广。作为一种新型耕作技术,具有世界领先水平,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说自然免耕技术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体。仅粮食增产幅度就达12—20%。

侯光炯院士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宜宾自然免耕所,科学回答了自然免耕的理论基础、自然免耕与精耕细作的关系、自然免耕与美国式免耕的区别、自然免耕的实质与效益、自然免耕的要则与机理及其发展前景等。自然免耕技术的诞生是人类耕作制度的重大变革,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次伟大飞跃。


四、  严谨治学,成果丰硕

(一)主要科研论文:

(可以参考《大地之子》附录3)

1 侯光炯.土壤之盐基代换作用.科学,192712(9)

2 侯光炯.中国农业界施用肥料之实况与磷肥荒之补救.自然界,19283(1)

3 侯光炯,马溶之.江西省南昌地区灰化红壤性水稻土肥力之初步研究.土壤特刊甲种3号,1935

4 侯光炯.吾国红壤区域垦荒调查暂行办法.地质评论,19352(3)

5 侯光炯,朱莲青李连捷.河北省定县土壤调查报告.土壤专报,1935(13)

6 梭颇,侯光炯.中国北部及西北部之土壤.土壤专报,1935(12)

7 侯光炯,朱莲青,宋达泉.水稻土土层分类及命名概则.土壤特刊乙种4号,1938

8 侯光炯,尚仰震,常帏轩.土壤中有效态可给态磷酸原藏量及其天然供给率之估计方法.土壤简报,1939(3)

9 侯光炯.四川重庆区土壤概述.土壤季刊,19411(3)

10 侯光炯,席连之.甘肃省东南部黄土之分布利用与管理.土壤季刊,19444(12)

11 侯光炯,席连之.甘肃东南部各种钙质幼年土之特性与其分类.土壤季刊,1945(34)

12 侯光炯.北碚土壤志.地理,19455(34)

13 侯光炯,罗日东.嘉定层残积土之特性.四川大学农学季刊,19491(1)

14 侯光炯.土壤粘韧率及粘韧曲线.土壤学报,19522(1)

15 侯光炯.农业土壤生理性.西南农学院学报,1960(1)

16 侯光炯.土壤学附地质学基础.北京:农业出版社,1961

17 侯光炯.大窝耕作法的研究.土壤肥料,1975(2)

18 侯光炯.农民群众的生产斗争经验开辟了发展土壤科学的广阔道路.中国科学,1975(5)

19 侯光炯.土壤学(南方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

20 侯光炯.我省农业现代化应当在全力阻止恶性循环中起步.土壤通讯,1980(2)

21 侯光炯.水稻土生理分类刍议.土壤通讯,1981(1)

22 侯光炯,高惠民.中国农业土壤概论.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

23 侯光炯.自然免耕理论在水稻和小麦生产上的运用.四川农业科技,1982(45)

24 侯光炯,周源芳.农业土壤基础知识.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83

25 侯光炯.紫色土肥力研究50.大自然探索,1983(4)

26 侯光炯.大力推行"自然免耕"技术在经济上和科学上的重大意义.土壤通讯,1984(6)

27 侯光炯,黄昭贤.半旱式小麦耕作中的一个重要关键--免耕·中国农业科学,1988(1)

28 侯光炯,赖守悌,谢德体等.水田自然免耕技术综合研究报告·西南农业大学学报增刊,1987(4)

29 侯光炯.论中国式的水土保持自然免耕法.水土保持学报,19871(1)

30 侯光炯,张绪林.论覆盖和等高垄作相结合收到水土保持和免灌高产效益.水土保持学报,19882(4)

31 侯光炯,刘夜莺,刘陈等.改进土壤渗透性能,提高水土保持效益.水土保持学报,19893(4)


(二)主要学术专(编)著:

1、《土壤学附地质学基础》(上、下)北京  农业出版社1961年版

2、《土壤学》(南方本)   北京  农业出版社1980、1988年版

3、《中国农业土壤学概论》  北京  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

4、《农业土壤学基础知识》  成都  四川科技出版社1982年版

5、《水田半旱式耕作技术》  成都  四川科技出版社1985年版

6、《侯光炯土壤学论文选集》  成都  四川科技出版社1990年版

7、《农业土壤学——侯光炯在宜宾应用研究17年论文选集》  成都 四川科技出版社2000年版;乌鲁木齐 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2000年版


(三)主要获奖成果

1、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   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四川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2、橡胶宜林地的调查规划    1982年获国家科委科技发明一等奖

3、四川省农业区划    1986年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水田自然免耕技术的推广应用   1992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五、 精心教书,诚心育人

(一)执教川大与西农

早在1942年,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工作的侯光炯就曾兼任四川大学和原中央大学的土壤学教授。1946年,侯光炯离开了地质调查所。在挚友陈朝玉的引荐下,侯光炯应聘到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任技正兼土壤肥料系主任,同时兼任四川大学农学院土壤肥料系和铭贤学院土壤学教授。侯光炯在四川大学讲授《土壤学》《土壤肥科学》和《农业地理》等课程。从此,侯光炯走上了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土壤学与农业生产直接联系的道路。

1948年,侯光炯辞去了农改所的工作,到四川大学作专任教授并继续兼授铭贤学院的《土壤学》。他一心扑在农业教育和自己选定的土壤科学研究道路上。为了提高学生对土壤科学的兴趣,同时造成一定的学术空气,侯光炯在四川大学成立了土壤学会,侯光炯自任学会秘书。

1950年,西南地区第一所独立的、多科性高等农业院校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1985年更名为西南农业大学)在重庆北碚诞生。1952年为贯彻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院系调整的决定,侯光炯毅然带头带领四川大学农学院农化系大部分老师和全部同学于19521031日离开成都,来到重庆北碚新组建的西南农学院。从1952年12月直至1996年11月4日侯光炯院士逝世,他一直在西南农业大学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1、甘为人梯,精心指导青年教师

侯光炯院士治学严谨,求真务实,并以此要求每一位中青年教师。在科研上,对中青年教师的每一篇论文、每一部专著,他都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给予细心指导;在教学上,对每一份讲稿,每一次试讲,他都一丝不苟,严格要求。他还常把青年教师带出校门,培养他们专业工作的本领。

从教学规划、实习安排到青年教师的培养,他都积极参与,出谋划策。他不仅讲授土壤农化专业的《土壤学》《土壤地理》《土壤调查》及农学系的《农业地理》等课程,还负责指导张先婉、陶启珍、何仲材、马俊英等青年教师的教学工作。侯光炯组织青年教师编写各门课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案及教材,很多时候都是他先拟出初稿,由相关教师集体讨论后再进行修改,然后交教研室讨论通过后实施。通过这种方式,青年教师不仅熟悉了教学大纲,了解了教学计划,而且对教学目的、任务、内容、要求、重难点等方面都做到心中有数。侯光炯还亲自召集各系的教学秘书和学生课代表开会,征求他们对自己和本系青年教师的意见,以便及时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他还经常同当时的农学系主任管相桓、园艺系主任李驹、植保系主任李隆术、蚕桑系主任王道容、农业经济系主任蒋杰等讨论土壤与农作物种植、土壤与农业和农村经济等问题。

2、服务“三农”,坚持教学与科研互动

侯光炯院士经常应西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西南农林科学研究所、北碚农场试验场、四川省农业厅、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四川省水利厅、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邀请,或作土壤、肥料、水土保持等专题报告,或进行座谈,或接待土壤、肥料、水利、水土保持等科学研究单位的有关人员来访,一起研究讨论农业生产、土壤肥料、水土保持试验研究等。

从1952年12月直至1996年11月4日侯光炯院士逝世,他一直在西南农业大学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即便1973年到农村蹲点后,侯光炯还一直带着博士、硕士研究生。他坚持“土壤、农业化学为农业增产,为农民服务”的方针,以科研带教学,以教学促科研,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和科研动向融入教学内容。在长宁的十八年间,他先后带领过数百名本科生进行毕业实习,指导过几十名博士生、硕士生完成学术论文。在相岭、长宁和整个宜宾地区,办起了一所又一所农民技术学校,举办了一期又一期农业技术短期培训班、学习班,入学的基层干部和农民达数千人,听他讲过大课,作过田间示范的干部、农民更是难以计数。

3、严谨治学,诚心教学为国育才

虽然侯光炯早年就扬名中外,但不管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他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上课前,侯光炯都要查阅文献资料及参考书,对每一章节的核心内容、重点、难点甚至例证都要一一列提纲,并带领青年教师一起备课。每一次授课,他都要根据授课对象的特点安排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他总是深入浅出,不断地以农业生产的问题和国外的最新资料,激发学生对土壤学的兴趣,并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教育学生,既有理论,又有实际。他常以敏锐的思维、独特的见解启发学生从现象中看本质,并找出原因和解决办法。

侯光炯根据自己的求学经验,再三告诫学生们,决不能只满足于在课堂上学到的那一点东西,说那只是抛砖引玉的“砖”而已,切不可把“砖”当成了“玉”。他要求学生们课后一定要广泛涉猎各种书籍,并以自己当年苦读《双城记》学习英语为例子,指出好的书籍,读十遍八遍都不为多,同时要能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他经常告诫学生,学习、研究必须下苦功夫,来不得半点懒惰。他以身作则,夏天不戴草帽,寒冬敢于下田,经常白天顶着烈日或风雨在田间调查研究,晚上讲课写材料到深夜,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在野外考察时,他要求学生人人动手,把每天看到的现象,想到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办法等都记下来并整理,做到边行、边观察、边记录、边思考,从而不断积累资料,丰富自己。每天野外工作结束后,他还组织学生对当天的学习心得进行交流评讲,并做好日记。

在科研基点,经常有农民、教师、中小学生来请他作报告。最多时,一天竟有几批。助手们见他太劳累了,要求代他接待,或者给来访者放他的录音报告。侯光炯坚决不同意,他说:“不能使来访的人失望着回去。”他宁愿不吃饭不睡觉,也要亲自接待客人。

侯光炯不允许他的学生关在实验室闭门造车。他要求他们,撰写报告和毕业论文。侯光炯要求他的研究生必须联系实际选题,必须到基地开展试验并经常向他汇报试验情况。从制订调查计划、编写调查纲要、编写技术规范、设计调查表格、布置田间试验,到样品分析化验、数据整理、报告编写、图件编绘等,每一个环节他都认真对待,亲自动手,及时指导。为了指导学生把论文写好,侯光炯总是一遍又一遍的讨论观点,研究措辞,即使是一个字也不马虎。他自己的每一篇论文,每一部专著,在写作过程中,都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尽管他英语很好,他的英文论著常常都要请专业英语教师审查。


(二)教学科研与生产相结合

土壤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作为土壤科学工作者,侯光炯深知,必须到自然中去与土壤共呼吸,才能掌握土壤的变化规律,了解土壤的习性,也才能真正使土壤科学的研究为农业生产服务。因此,他坚持将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特别是国家下达的有关任务结合起来,以任务带教学,以任务带科研,带领师生深入农村,进行土壤调查,推广新技术。

1947年,侯光炯和助教罗日东带领学生到四川乐山大佛寺一带,对白垩系嘉定层(现属白垩系夹关组地层)砖红紫色砂泥岩上发育的残积土进行专题研究,开创了带领学生直接下乡进行土壤调查的先例。

1951年,为了上好生产实习课,侯光炯率领学生自带生活用品和野外调查用具,徒步成乐公路,行程1000多公里,历时50余天,开展“川康土壤调查”。

1952年至1953年,他两次带领西南农学院的学生,长途跋涉至云南西双版纳森林,寻找橡胶宜林地,为祖国找到了继海南岛之后开发橡胶的第二个故乡。

1956年,党和政府为了给侯光炯研究农业土壤学创造有利条件,在西南农学院设立了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此后,侯光炯在工作中完全把教学、科研、生产三者结合了起来。

1956年至1958年,侯光炯带领学生和青年教师,先后参与了长江上游的峨江流域、沱江流域和涪江流域的土壤调查,承担了长江上游农业土壤利用规划的国家任务,并从调查中提出许多科研课题。此后,侯光炯在搞教学和科研的同时,又投入到了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中国西南区农业土壤区划等国家级的重大基础科研规划行动。


(三)诚心育人,桃李满天下

1996年9月的教师节前夕,侯光炯院士挥笔写下了八个大字:“精心教书,诚心育人”。这既是他对学校教师的殷切期望,也是他为人师表的半个世纪的座佑铭。

侯光炯院士作为我们土壤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侯光炯先后系统讲授过土壤学、土壤调查及制图、土壤化学、土壤地理等课程。他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地履行着一个人民教师崇高的职责,在平凡的教学岗位上辛勤耕耘,呕心沥血,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年轻有为的土壤学人才,成为了我国农业科技战线和土壤学领域的主力骨干和中坚力量,可以说侯老的学生遍天下。他的学生既有博士生、硕士生,也有本科生和专科生,还有许许多多掌握了文化科学知识,又回到那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的农民。尤其是在宜宾的18年,侯光炯院士办起了一所又一所农村农业技校,培训了数以万计的农村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民。他们继承侯光炯老师的学术思想,为我国农业土壤科学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六、  淡泊名利,无私奉献

(一)大地之子,痴迷土壤

侯光炯院士从小就对生长万物的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从研究土壤这个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普通的物质来实现强国富民的梦想,是侯光炯院士一生的追求。

在他眼里,冰冷僵硬的泥土是“有血、有肉、有脾气甚至有生命的东西”。侯光炯院士倾注毕生心血研究土壤的气血,研究土壤的水分、温度、空气及相同的平衡关系,提高农作物产量。

侯光炯院士对土壤的痴迷成了人所共知的美谈。1931年,侯光炯与新婚妻子一起逛王府井,半路上他却摆弄起土来,差点把初来乍到的妻子弄丢了。还有一次,侯光炯路过长沙,偶然看到候机室外新栽的香樟树周围的泥土很特别,便想采集土样回去研究。苦于找不到口袋,他便将女儿买的糖果、食物全倒出来,装了两袋泥土回家。

土壤也默默地回报着他的辛勤劳动。1935年,他将纯土壤的研究引向了土壤与水稻作物的相关研究,首次提出了“水稻土”的概念,受到国外同行的瞩目。他改良旱坡地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也取得显著效益:自然免耕在我国南方10多个省、区推广,不仅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还比传统耕作增产了15—30%,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土壤生万物。它忠于职守,千万年来默默地为人类奉献出粮食和其它许多财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土壤这种没有喧闹,不求索取,但求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钦佩,时时启发我进行这样思考:应该怎样对待工作,对待生命。” 侯光炯院士曾这样说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他对土壤的痴迷始终不变。在去世前不久,正在研究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的他还伤感地说:“那些土地千疮百孔,可惜我完不成治理它的任务了。”


(二)扎根农村,心系农民

1、长期蹲点农村

侯光炯院士曾说:“我是农业科学家,为农业服务一辈子是我的宗旨。生命有限,服务于农业可以无限。我决定在长宁这块土地工作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为止。”他说到做到,在长宁他一蹲就是18个年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文革”后期,学校正式复课后,对已经66岁的他学校没有硬性的教学安排。为了将自己的科学知识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他决心到农村去长期蹲点,把有生之年的分分秒秒都献给农业现代化建设。在侯光炯院士一再要求下,四川省委负责同志终于同意了他在农村建立土壤科研基点的请求,获准参加省委农村工作组的侯光炯来到简阳县云龙区金马公社蹲点。侯光炯白天与社员一起劳动,晚上还跟大家一起下生产队,进行农情访问。1973年3月,侯光炯院士带领几位青年教师,在简阳自然条件较差、生产水平比较低下的镇金公社联合大队建立了一个农村科研基点。6年之后,侯光炯院士又辗转江安县铁青乡,最后又选择了土壤种类众多,代表性强的长宁县农村蹲点科研。

2、以农民为友

自从立志从事土壤科学,侯光炯院士便和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说:“农村是我的家,土壤是我的朋友,农民是我的亲人。”在农村基点,侯光炯院士对农民一往情深,衣农民衣,食农民食, 与农民兄弟同甘苦、共患难。他常以“农民的儿子”自诩,在指导农民生产的同时,又把农民当作老师,经常到农民中搞调查访问,学习农民经验,寻求耕作技术的新突破。

侯光炯院士乐善好施,对农民有求必应, 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献给人民大众。农民搞试验,他补贴;农民搞科研,他送仪器;农技校的学员遇到难题,他再忙也要抽身去解决。免耕所一位民工生病需要住院,侯光炯院士当即掏出400元;看到所内4位临时雇用人员工资低,侯光炯院士便用自己的奖金和津贴等收入长期按月给予资助;看到孤寡老人、残疾人生活苦难的,侯光炯院士也会主动给钱。几十年来,受到过他救济帮助的人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侯光炯院士与农民心贴得紧,最听不得坑害农民之事。有一次听说有人用假激素骗农民的钱,他肺都气炸了,硬是拉着助手,冒着绵绵秋雨,赶到骗子行骗的村社,用自己的工资一家一家地把钱送到被骗农民的手中。

3、拜农民为师

在侯光炯院士眼里,每个人都是他的老师,而农民则是最敬重的老师。他从不以名誉和地位自傲,总是那样地谦虚温和。

在长期的农村实践中,侯光炯院士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农民面前,他总是把自己摆在小学生的位置上,以农民的学生自谦,他交了很多农民朋。只要知道哪里的农民有新的耕种、培土方法,再远他也要去向他们请教。听说长宁县古河镇农民戴德光搞“生态循环农业”很有成效,侯光炯院士虽然年高体弱,却坚决不肯放过学习的好机会,坚持要去20多公里外的现场参观学习。现场太远,又不通车,学生们只好用临时捆绑的滑杆抬着他去了。他的半旱式栽培法、大窝种植技术、半旱式垄沟蓄水等研究成果,都闪烁着农民的智慧之光。谈起取得的成果,侯光炯谦虚地说:“我不是什么专家,农民才是真正的专家,我只不过给他们作了一下总结。”

侯光炯院士经常教导助手和学生要虚心向农民请教,认真总结农民的经验。他给前来农村基地的研究生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只有与农民多接触,尊敬他们,才能从他们那里受到启发,才能学到真正实用的知识。他说:“我研究的是土壤,离开了生长的植物和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就不可能成功。农民才是土壤的真正主人,离开农民,我的一切研究都没有意义。”


(三)淡泊名利,无私奉献

1、忘我的“工作狂”

侯光炯院士说过:“在农村,我最喜欢的是老牛,它不图享受,默默工作,我们科技工作者就应该像牛一样,为国家,为人民奉献我们的一切”。他一生中像土壤一样朴实无华,像老牛一样无私奉献,不求索取,不图享受。

面对“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和“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有重大贡献科技工作者等接踵而至的一系列荣誉,侯光炯院士不但不居功自傲,而且把这些荣誉看成是“欠人民的债”。他说:“名誉、地位和金钱都是人民给我的,我得到越多,欠人民的债也就越多,债是要还的,我这辈子,人民给我的太多了,只有拼上老命才还得清哪!”

侯光炯院士从1973年起开始长期扎根农村,到1996年逝世。在这期间,他只有开会或讲学才短暂离开基点,就连春节也是在农村和农民一起过。他总是利用春节农民闲暇时,同农民、基层干部讨论生产,总结过去的一年,筹划新的一年。学校领导和同事们关心他的健康,多次动员他回学校,都遭到他的拒绝。在农村蹲点的日日夜夜里,侯光炯院士常常工作到凌晨三点半钟,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干工作就要有这种三点半精神。”每当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早点休息时,他总是说:“我在时间上的本钱不多了,一分一秒都要算着用。我要利用有限之年,为土壤科学多做点贡献,为人民多还一点债。”

1974年春节前夕,侯光炯院士在重庆开完会已是大年三十,此时出门在外的人不管千里万里都纷纷赶着回家同亲人团聚,虽然侯光炯院士的家就近在咫尺,他却径直赶回了他蹲点的镇金。面对人们“年事已高,要注意休息”的劝说,他回答:“我的人生哲学是,如果因为老就‘照顾’,不去做自己专长的工作,那我宁愿早日死去,绝不浪费人民一粒米一元钱为我养老。”

1989年起,侯光炯院士的双眼白内障开始逐渐恶化,致使本来就高度近视的双眼几乎失明,之后基本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什么事情全靠手摸着做。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不顾领导和朋友劝阻,依旧坚持在农村搞研究。听汇报,布置工作都要亲力亲为。写文章,信件时,常常由他口述,助手记录。下农田做调研时,由人搀扶着去田间,看不到就摸、就听助手的汇报,从而了解到农作物的长势和土壤性质。

1995年5月,侯光炯院士到宜宾参加科技顾问团会议。他拒绝坐地委派的小车,自己乘公共汽车,没想到却在路上因车子突然颠簸而受伤。下车后到宜宾二医院就诊,确诊为腰椎第二椎压缩性骨折,并伴有肺部感染,因系重伤必须住院治疗,可侯光炯坚持要回长宁免耕所。在学校领导的再三劝说下,侯光炯最后终于同意卧床休息一个月。侯光炯躺在床上全身不能动弹,心里却惦记自己的土壤实验。刚满一个月,他就托人带话给张郁书记:“30天期限已满,我一天也睡不下去了。”医生和领导怎么劝阻也无效,只得用担架抬着上了地委派来的车,平躺在担架上回到长宁免耕研究所。

    1996年5月,侯光炯痰中带血,被诊断为空洞性肺结核,但他牵挂着旱地免耕课题,要搞田间鉴评,不顾医生的劝阻,甚至以跳楼相威胁,急忙又赶回了宜宾长宁。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他还念念不忘他一生未完成的事业。践行他“我要在大地田边告别人世!”的诺言。

2、一生淡泊名利

几十年来,侯光炯院士从未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连工作需要和政府规定范围内他应享受的待遇也常常谢绝。

1956年11月,已是学部委员(后称院士)的侯光炯在工资晋升中获得一等工资。人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他却向学校领导写信,主动要求降低工资等级。

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对党内高薪人员提出降低工资的要求,他第一个自觉请求降低工资。中国科学院每个月发给学部委员100元津贴,侯光炯不愿去领,他认为自己已经拿了国家发的工资,不应该再拿奖金。每次侯光炯院士都把寄过来的津贴又退了回去,中科院只好将侯光炯个人的钱存起来。后来侯光炯院士将这笔钱捐给中科院图书馆。侯光炯院士一生生活俭朴,组织希望他注意营养,爱护身体。他常常说:“国家还很穷,农民的生活还没有得到大的改善,我不能接受优厚待遇。”“我们享受党和国家的东西越多,欠人民的就越多。我们所做的一切要对得起人民。”

“文革”期间,他虽受到审查和批斗,但仍交纳1.7万元党费。

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也越来越好,侯光炯院士依然粗茶淡饭。早上一碗豆浆,中午一个蒸蛋花,就算是改善生活了。一床蚊帐烟熏火燎用了10多年,子女为他添置的新衣服,他舍不得穿,有的还送给了农民。他在学校的家没有任何装饰,家具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没有彩电、冰箱等现代家用电器,只有一台黑白电视。

1989年,侯光炯被评为“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增加了两级工资。他每月留下369元,余下的用来设立土壤学青年科学奖励基金和交纳党费。1992年,四川省委、省政府授予他“四川省有重大贡献科技工作者”称号,并重奖10万元。侯光炯院士当众宣布:“这10万元,我一分钱也不要,将它全部用作农业科普博物馆的建设和办免耕技术培训班。”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级领导考虑侯光炯院士长期在宜宾长宁农村蹲点,交通不便,视力又差,曾经多次给他分配了购车指标,都被他一一回绝。1986年中科院成都分院曾将一辆吉普车无偿供他使用也被他退了回去。九十高龄的他,在手扶拖拉机的拖斗中放把椅子,照样四处奔波,踏勘土地,指导农技,采集土样,分析研究。

在20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他先后住过风雨穿堂的茅草屋、破烂的庙宇、乡公所。直到1990年才搬进了位于长宁县城的自然免耕研究所大楼。位于二楼左边的那套两居室的房子就是侯光炯的工作室兼卧室,工作室那把椅子是工作人员专门为侯光炯院士设计的,捆绑在椅子上的靠背是侯光炯工作疲倦时打盹支撑头部用的。


七、桑榆晚景,结缘长宁

1979年初,已经退休完全可以安享晚年悠闲的侯光炯院士受原宜宾地委书记冯振武同志的邀请,作为全国农业普查顾问组顾问和西南组与四川组组长他来到宜宾指导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在土壤调查中发现宜宾地处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结合部,地形地貌特殊,土壤具有多样性特点,是深入研究紫色土的天然科研场所。1980年侯光炯院士从简阳迁来宜宾,地委领导本来安排他住在生活条件较好的市里搞研究就行,他却坚持驻扎长宁县相岭区公所,设立科研试验基点,从此与宜宾结缘18年,将他生命的最后光辉和全部的爱奉献给了宜宾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他深爱的人民。

初来长宁相岭,侯光炯院士通过调查走访便了解到这里的人民常受洪灾之苦。而1979年夏天的洪水淹没了整个乡镇,摧毁了交通路道,泥沙淤塞河道,冲毁良田庄稼,千百人无家可归,生活陷于绝望之中。19808月相岭乡再次被洪水淹没,工作人员用小木船从乡公所二楼窗口将侯老接出来,目睹和经历了相岭人民的苦难,面对连日交加雷电的暴雨,滔滔洪水像脱缰之马肆掠即将收获的庄稼,他心急如焚,老泪纵横,自责没有将土地治理好,对不起受灾的百姓,对天发誓,一定要治愈土地的创伤,战胜灾难,造福人民。他立即组织人员,调查研究,写出了《治山治水,防洪防旱》一文,提出实施生态环境“大三化”(大地园林化、农田渠网化、耕作复种化)和培肥土壤“小三化”(腐殖质化、细菌化、温润化)的根治措施,指出要绿化秃山,恢复植被,防止水土流失,减少河道淤积。他带头捐款并指派林业干部引种育苗,沿淯江河岸植树种竹,逐步恢复长宁生态环境,他的这一举措得到了省、市、县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也唤醒了竹乡儿女植树栽竹、保土护河的热情。与此同时,在侯老到宜宾的第二年又发生了全省性的大干旱,水库都干涸见底了。四处都是打井找水的人,有的地方甚至发生因水而起的械斗。侯光炯看在眼里,忧在心里,不顾年来体弱,白天指导打井找水,晚上思考一劳永逸解决旱涝的问题,再次提出了生态农业系统思想和建设“四大水库”的治本主张。话音既出,让张子先等地委领导激动万分,坚定了走生态农业、保持水土的信心。通过各级干部、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和不懈努力,今天的川南处处郁郁葱葱、根连枝叠、拥绿泻翠、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水更清,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好生态与友好环境。

20世纪80年代以前,川南丘陵区,冬水田面积大,水稻产量底,生产水平不高,侯光炯院士来到长宁后,认真分析了冬水田的主要矛盾是长期关冬水,土壤温度底,结构分散,冷、烂、毒患较多,使得土体内水热气肥不和,土壤与植物间达不到正常生理谐调,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设法恢复土壤的自然结构。他从我国北方传统的垄作栽培实践中受到启发,运用“农业生态系统学”和“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开展“水稻半旱式栽培”试验研究。 1981年春-1983年冬,在长宁县多个乡镇开展“水田半旱式栽培”试验,改水稻平作栽培为垄作栽培,改长期淹灌为浸润灌溉,改单种大春为大小春连作,收到水稻增产12-18%增收效果,创造了冬水田大春亩产900-1000斤,小春亩产300-500斤的高产纪录。1984年“水田半旱式栽培”作为全省农业五大增产措施之一进行全面推广。通过深入研究和生产实践,该技术在理论和技术上日臻完善,逐步发展为“水田自然免耕技术”。1986年四川省科委组织专家鉴定,认为:“本项成果的指导思想具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特点,是一项先进的、开拓性的研究,是一套提高土壤肥力,增加稻田产量和产值的综合技术,具有国际水平”。19876月,国家农业部在长宁召开“全国水田自然免耕技术推广现场会”,使该技术迅速在我国南方十三个省、市(区)大面积推广应用,获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该项技术于1986年荣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987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长江上游地区旱地多属陡坡薄土,水土流失严重,常有洪涝和泥石流灾害发生,特别是党中央决定三峡工程上马后,如何减少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减少泥沙对工程的威胁,这是侯老晚年最关心的事,在水田自然免耕技术研究的基础上,又潜心从事旱地自然免耕的研究。针对旱地水少易干易流失的特点,采用土体等高垄作加连续植被覆盖的方法,增加雨水的地下渗透,阻止地表径流,保证土不离根,最大限度地改地面蒸发失水为叶面蒸腾失水,使土壤保持毛管水浸润状态,以达到既高产稳产、又保持水土的目的。1992年四川省科委下达了由侯光炯院士主持,西南农业大学、四川省农科院、中科院成都科分院、四川农业大学、宜宾自然免耕研究所等单位共同承担的“旱地自然免耕研究”项目,19968月“旱地自然免耕”项目通过四川省科委组织专家考评验收。自然免耕技术的成功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为生产实践闯出了走生态农业的新路,是人类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次伟大飞跃。

如果说,侯光炯院士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基础研究以及80年代以前的理论研究完成了我国土壤学理论的沉淀积累以及具有中国特色土壤学派的形成建立,那么,在宜宾的18年则是侯老将他独创的土壤学理论用于指导生产实践,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喷发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比创立理论体系更有价值。在宜宾的18年是侯老一生事业最辉煌,事迹最感人的一段历史,是宜宾宝贵的历史和人文财富,也是中国科学院和西南大学极为珍视的院士文化遗产。


八、风范长存,高山仰止

(一)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1996年9月以来,侯光炯院士病情日渐加重。由于怕耽误工作,他坚决不肯就医,就是请医生来诊治他也不肯,心心念念的只有工作,只有他的自然免耕所。1996年10月初,侯光炯院士还同免耕所全体同志共同拟定了1997年“旱地自然免耕机理研究”等6个科研课题计划,其中5个都是他任第一主研。可是谁能想到,不久后,侯光炯那坚强的意志再也无法支撑他那被病魔吞噬的虚弱躯体,他病倒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没人能说服他放下工作,回校治病。1996年10月2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校长向仲怀前往长宁,以国家要为两院院士体检身体为由,才将他接了学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侯光炯院士生病住院期间,省、市和学校党政非常重视,张德邻、蒲海清等市委、市府主要领导和学校各级领导、师生代表、社会人士络绎不绝前往医院看望。西南医院还专门成立医疗小组为侯光炯精心医治,但侯光炯年事已高,终因医治无效而走完了他伟大的一生,永远安息在大地母亲的怀抱。

在数十年人生岁月中,侯光炯以振兴祖国为己任,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兢兢业业,勇于探索,大胆实践,不断进取,努力攀登科学高峰。他杏坛育人、劝课农桑、服务农业、以农为本、以农为荣、以农为乐,为发展现代化农业而忘我工作,不求索取,不图享受,像土壤一样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为创建和发展土壤科学理论,为土壤科学转化为生产力,为粮食增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光辉的榜样,永远的丰碑

侯光炯院士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农业土壤学发展史上一幅长长的历史画卷,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农业土壤学开拓和发展的风云。侯光炯的卓越不仅在于他的科学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的深远意义,而且在于他的学术思想和自强自立精神,已经并将长期给予后辈深刻的启迪和教育。

侯光炯院士去世后,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在中国土壤科学研究及教育中有着重要地位的科学家、教育家。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四川日报、重庆日报等中央以及各省市新闻媒体纷纷连续报道宣传侯光炯院士的优秀事迹,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1997年,中共四川省委,中共重庆市委、中共宜宾地区党委和西南农业大学先后做出了向侯光炯同志学习的决定。在西南农业大学和宜宾地区,掀起了学习侯光炯同志的高潮。余德庄等人著了《世纪情结—侯光炯的人生道路》一书,西南农业大学拍摄了电视剧——《大地之子——侯光炯》,编印了《光辉的榜样 永远的怀念——缅怀侯光炯教授文集》,四川省宜宾自然免耕研究所整理出版了《农业土壤学——侯光炯在宜宾应用研究17年论文选集》等书,先后建立了侯光炯院士展览室、侯光炯院士纪念馆,还在科技广场设立了侯光炯院士塑像,以此来纪念侯光炯院士、宣传侯光炯院士的优秀事迹。此外,西南农业大学还根据侯光炯院士生前的愿望,将其一生的积蓄用来设立了侯光炯奖励基金,奖励那些有志于农业科学事业、学习成绩优异、具有创新精神、在社会实践中取得优秀成绩的学生及在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农业产业化发展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

侯光炯院士兢兢业业、孜孜不倦、艰苦奋斗、勇于探索、努力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敬业精神,他尊重实践、扎根农村、服务农业、一心一意帮助农民群众脱贫致富达小康的实干精神,艰苦朴素、不求索取、不图享受、不计名利、扶持后辈、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永远激励着后来人。这些精神在精准扶贫的决胜之年的今天,对我们来说,既是鞭策更是动力!

                         


主要参考文献

1、大地之子——侯光炯学术思想研究【M】  谢德体 申丽娟  丁恩俊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2、世纪情缘——侯光炯的人生道路【M】  余德庄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

3、农业土壤学——侯光炯在宜宾应用研究17年论文选集【C】  侯光炯著  成都  四川科技出版社2000年版;乌鲁木齐  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2000年版

4、侯光炯画传【M】  张晓华、郭兰、刘润编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5、院士长宁情——侯光炯院士在长宁17年工作事迹梗概【A】  四川  宜宾自然免耕研究所  胡怀洲著

6、特别鸣谢: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宜宾自然免耕所所长、侯光炯纪念馆馆长胡怀洲先生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提供了相关资料及其修改意见。


                   2018年1010日;20195月修定  中国酒都宜宾




作者简介:蒋德均(196611——),笔名文生,研究员、教授(三级)。主要研究方向:写作学、地方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主持或主研市厅级、省部级、国家级课题12个,负责多个大型文化文学写作项目。已出版《诗歌语言艺术论》《文学再思录》等学术著作5部,文化随笔集8部,《文生抒情哲理诗选》《与名人为伴》《一江春水》《另一种天问》等诗集24部,其中大量作品选作985211和“双一流”工程大学通识博雅教材,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编或参编高校文科教材59册。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刊发作品和文章。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诗百年100位最具实力诗人,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天府人才计划”文化领军人才候选人,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宜宾市作协副主席,中国李庄文化研究院临时负责人,大型文化丛书《李庄文丛》主编,书剑创意写作坊主人。侯光炯院士纪念馆文字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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