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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4篇:我成了“小干部”
发表时间:2020-07-07 03:02:00       来源:中国梦文学网       作者:147369

一天下午,经理开完会回来对我说:“小鬼,这段时间觉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很好!只是自行车还没有学会,摔了好多次跤。”他摸着我的头说:“小鬼,看来你那一年初中实在是没有白读,这段时间挺不错的。现在是应该到基层去锻炼锻炼了。”我不晓得他说的“基层”是什么意思,而且更加舍不得离开姆妈和那一辆东德进口的自行车。但是想归想,嘴里可没敢说出来。见我不开口,经理笑着说:“不说话,那就是同意了。那好吧,先给你放两天假,回家去告诉妈妈,过两天我让老伍送你去渣江八区。到了区里,你可就是一个小干部了哟。”我连忙回家去,将要到渣江去的事情告诉了姆妈。她一把将我搂进怀里,眼泪跟着也就流了出来。可只过了那么一会儿,她又松开我,自言自语地喃喃说道:“现在是新社会了,我的寿伢子也长大了,该飞了……”几天后,郝经理指派伍隐华同志带我去渣江。我们先是搭乘汽车到西渡,第二天我背着自己的小背包,跟着老伍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两只脚打了好多泡,背包也被老伍拿了过去,我虽然空着两只手,可实在是走不动了,见到路旁边有一块石头,就坐在那上面不愿意走了。老伍无可奈何地直摇头,但还是在我身旁的另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我发着牢骚:“我自行车都没有学会,经理就急急忙忙派我来乡下……”我的话刚说了一半,就被老伍打断了,他说:“小王,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你留在经理身边,他每天扫地,打开水,送信都不用自己动手,多舒服。现在你走了,这些啰嗦事情都得他自己来干了。可是你一到八区,就是一个小干部了。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以后应该怎么办?”老伍站起身来,着急地说:“小王,咬紧牙,快点走,不然天一黑,碰上老虎就糟了!”看他那紧张的样子,不像是在吓唬我。我心里一阵害怕,脚上竟也凭空添增了几份力量,天擦黑时总算是到了渣江。后来我听区里的老同志告诉我,夜晚老虎有时候真的会到渣江那一条小街上来,那天老伍并没有吓唬我。现在回想起来,郝经理让我给他当通讯员,接着又派我到基层去,他是为了什么?在上个世纪,“组织培养”是人人都听到的一句口头禅,但是我却是真真切切地亲身感受到了。那时候的很多老干部,也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子在做呀。

我在县贸易公司八区营业所,开始时也没有个具体工作,主要就是负责打扫营业室的卫生,擦煤油灯的玻璃灯罩,逢到“赶场”的日子,门市部的顾客会比平时多上好几倍,哪个人忙不过来了,就喊我过去临时帮忙打下手。后来领导又让女同志李菊秋领着我,负责收购群众手里的废铜烂铁,说是要运到工厂去,熔炼做成子弹支援自愿军。那件工作挺麻烦的,光是铜,就分为弹壳铜(价钱最高)、紫铜(紫红色的铜)、响铜(铜锣、镲、钹)、黄铜、杂铜,价钱还都不一样。加上那时候的老秤一斤是十六两,一两只折合0· 0625斤,打到算盘上面,就是:一退六二五,二一二五,三一八七五……,这就将我搅晕了头。看来不学会打算盘,根本就没有办法工作。好心的李大姐就教我学习用算盘打“666”。具体的做法是:从1一直加到36,正确的得数就是666。我一天也不知道打了多少遍,手指头都拨酸了。就是夜里睡在了床上,我还想象着自己心里有一把算盘,我就在那无形的“算盘”上面,继续练习着666……。后来收铜有了人,我又和李大姐去给贫苦农民发放救济粮,每天跟谷子打交道,一直继续到1952年我调到县里去时才移交给了别人。

那时候,湘南地区第二批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正在进行。有时候我也被派跟着区政府的工作组去下乡,可是我什么也不懂。一次正在开会,几个老同志都不在,乡长就对大家说:“现在请小王同志给我们讲几句话好不好呀?”那一刹那,我的心确实跳到了胸口,满脸通红,浑身哆嗦,几乎要昏过去了。

也是在那些日子,我亲耳听到了贫苦农民在诉苦会上对旧社会,对地主阶级的血泪控诉;亲眼看到了贫苦农民一家几口人,可是全家只有一条破鱼网般的被子;我还看到有的贫苦农民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忍痛砍掉自己的右手食指,然后将那一节指头保存在石灰罐罐里,直到土地改革开控诉会时才拿出来。郝经理有时候也会到八区来,还让我跟着他,在贫苦农民家里住过好多天。我知道了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革命就是要革他们的命。但是那时候,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是什么家庭成分,我也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革命干部了,从来没有将地主阶级与我自己联系起来。

那两年,我虽然离开了衡阳市第二中学,算是辍学了。但我有幸在那个年代,在那被人们称之为“革命熔炉”里面,接受到了那些老干部以身作则的教育,真正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呀,我等于又进了一所社会大学校!

1952年,我调到县贸易公司工作。那时候上级很注重提高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县里办有干部文化补习班,我在那里主要补习初中语文课,但是现在我还能记得起来的,就只有赵树理先生写的《田寡妇看瓜》了。我又通过函授自学了上海的亚伟速记。县贸易公司的李秘书文化水平高,新湖南报和北京的新观察杂志上面经常能看到他写的文章。我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他请教。李秘书对我也很好,经常告诉我如何积累素材,如何写文章。后来,我就大着胆子试着给报社投稿。一次不成再投一次,到了第三次,一篇小小的稿子终于见了报。看到那两块豆腐干大小的文字,连同自己的名字,竟然都登在了《新湖南报》上面,我真的像是中了头奖般地高兴。

也就是在1953年,由部队转业下来一批干部,县贸易公司就分到了好几位。特别是组织科的韩科长,在朝鲜战场时就是营教导员,听说还是一位战斗英雄。过去,我亲眼见到的英雄就只有一个狼牙山的葛振林老英雄,但我们还不在一个县,除了跟着通讯班长小夏去他那儿听过几次战斗故事,平时也没有什么交往。所以我对韩科长特别地钦佩,有事没事都爱往他那里跑。他也经常给我讲一些朝鲜战场的故事。有一天,我还和莫京思穿上他的军装,戴上帽徽领章,胸前挂着他那些光彩夺目的军功章,到照相馆痛痛快快地过了一把“战斗英雄”瘾(可惜那一张照片1969年在暴乱分子抢、砸我所在的西藏巴青县高口区时给“砸”丢了)。照完相,我去给他还衣服,韩科长说:“小王,你这么喜欢军装,这套衣服就归你了。”那是一套半新不旧的背部有四道棱的军干服(那时候解放军的军装是仿原苏军的军便服,士兵军服后背是一大块布,而干部服却是由一宽两窄三块布组成),我真比得到了一坨金子还要高兴。看到我那高兴的样子,科长又从抽屉里找出一本书页已经发黄的旧书。他用手轻轻抚摸着磨损的封面,满怀深情地说:“这本书可不简单。它写的是卫国战争中苏联英雄马特洛索夫的故事。这还是你们湖南大作家周立波同志,用他写《暴风骤雨》得到的斯大林文学奖金两万元,买了一万本《普通一兵》,送到了朝鲜前线。它跟着我在朝鲜经历了枪林弹雨,现在送给你。”我高兴得给韩科长鞠了一个躬。从那以后,我天天都想着马特洛索夫,想着冲锋枪,也更想去当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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