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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
经历:我的1966–1978
发表时间:2019-05-05 23:15:44       来源:中国梦文学网       作者:张文琳

苦难是人生的老师。——巴尔扎克

现实是此岸,理想是彼岸。中间隔着湍急的河流,行动则是架在河流上的桥梁。———克雷洛夫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青的时候。———柳青


目 录

我家“文革”劫难:我父亲之死

逃难新疆:决定、准备与成行

天山脚下、开都河畔的“盲流”

回到甘肃:原因、经过及结果

参加工作与当“煤黑子”的日子

时代宠儿:奋力拼搏,考上大学



一个人,一生中会有很多经历。而难以忘怀的,却是让你心灵承受煎熬,筋骨承受劳累,体肤承受肌饿,而最终让你有所收获的经历。

1978年上大学前,更确切地说,从1966年“文革”开始至1978年上大学前,我就有过这样一段人生经历。


我家“文革”劫难:我父亲之死


“文革”中有许多家庭遭到劫难。我家也不例外。

我祖籍及我家住地均为甘肃省临洮县龙门镇(曾先后为东二十铺公社、东二十铺乡)槐树村(1958–1980年代初称为“生产队”,为行文方便,以下仍称“村”)。近年有人考证该村是陇西李氏的祖籍地。其根据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故槐里,迁成纪。”这里的“故”是“古”的同音假借,“故槐里”即“古槐里”亦即我家所在的槐树村。你如果从临洮县城坐汽车经东川去渭源,汽车走十来分钟,就可以看到公路右侧横立着一个长方形的石碑,上面写着“古槐里”几个字。这个石碑为“陇西李氏祖籍临洮联谊研究会”所立。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家成员有5人:除我外,有我父母亲、姐姐、弟弟。我母亲,李兰英,50岁,农民、家庭妇女;旧社会的师范旁听生。我姐姐,张春兰,25岁,在甘肃省永靖县刘家峡水电四局医院工作,已婚;我,14岁,在坐落在临洮县城东面岳麓山下的临洮第二中学(当时属定西地区重点中学)读初二(初六七级1班);我弟弟,张文期,8岁,在离我家不远的东二十铺小学上学二年级。

我父亲名叫张运久,出生年月不详,但我知道他属相“虎”;1967年他去世时64岁。据此推算,他应该是1903年出生的。他的出生地不是临洮而是陇西。其原因是清朝末年,西北回民造反,洮河西岸康乐、临夏一带的回民东过洮河杀汉民,我祖父从临洮举家逃难到陇西首阳镇董家堡落户、发家。我父亲由此出生在那里,读了私塾并娶妻生子(妻子即我大妈:小脚不识字)。后来他出外闯荡,当了国民党军官,又娶了二房即我母亲(年轻并有文化的随军太太);这里说的“我家”即指此。解放前我父亲当国民党军官及相关的历史如下:

大革命时期为冯玉祥部二十四师的营长。

大革命后,曾先后任国民党鲁大昌部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潼关行营(顾祝同任主任,杨虎城任副主任)驻庆阳西峰镇教导大队骑兵营营长。1932年1月,国民政府撤销了“潼关行营”,成立了西安绥靖主任公署,由杨虎城任绥署主任;我父亲随所在驻庆阳西峰镇教导大队又改隶西安绥署杨虎城麾下。西峰镇属红白交界地区。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北上到达陕北后,1936年初,我父亲随所在西安绥署驻庆阳西峰镇教导大队驻防正宁县城所在地——山河镇,“配合东北军‘围剿’(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陕甘边苏区”(《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1990年,第590页),曾占领陕甘边苏区的新正、新宁苏区。据原西安绥署驻庆阳西峰镇教导大队军需处处长、解放后曾任临洮农校教师的燕子明(原我校友、临洮第二中学初六七级2班燕嘉琪的父亲)于“文革”初被批斗时揭发:在和红军交战中,我父亲带领他的骑兵营曾打死过4个红军。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西安绥署所属十七路军被蒋介石分化,加之中共和红军强大而有力的统战工作,西安绥署驻庆阳西峰镇教导大队除我父亲带的骑兵营外,在大队长杨干臣(又名杨国祯;临洮人)的率领下,全部投到了陕甘宁苏区。后来杨干臣官至陕甘宁边区参议员、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高干待遇)。我父亲对政治不怎么感兴趣(他从未参加国民党),他当国民党军官只是为了混饭吃、挣钱。他看不起共产党的“穷酸”。因而,在杨干臣率部投到陕甘宁苏区之际,他反其道而行之:在一个雪夜带着我母亲和他的骑兵营到了兰州。此事受到时任军委会兰州行营主任贺耀祖的赏识。据说,我父亲在离开庆阳西峰去兰州前夕,曾带一个排的骑兵外出,被红军打了一个伏击,以他为首的4个人被俘虏后关押在窑洞里。最后,他被释放了,另外的3个人则被枪毙了。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我父亲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兰州行营主任贺耀祖的副官。此后,我父亲又任第八战区司令部的副官。当时,我家就住在五泉山。为了躲避日军对兰州的轰炸,在我祖籍临洮县龙门镇槐树村也买地盖了几间土房子。

1939年12月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推行新县制,我父亲下调曾先后任临洮县保安大队队长、甘肃省保安司令部直属康乐县保安大队队长。该保安大队分为3个中队,每个中队80人,又分为3个分队。大队部另有传令长、司号长和6名传令兵、4名勤务兵、1名伙夫、2名马夫。大队部驻新集堡。(《康乐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37页)


1943年,在甘肃省南部爆发了一场由汉、回、藏、东乡、保安、土、撒拉等各族民众参加,波及渭源、定西、广河、漳县、康乐、卓尼、武都、宕昌等20多个县的抗暴反蒋反剥削压榨的农民暴动,史称“甘南民变”。

“甘南民变”发生后,我父亲张运久身为暴动中心地带——康乐县的保安大队队长,“义不容辞”带领所部“剿匪”。“甘南民变”研究专家、原康乐一中历史教师景生明在其《甘南民变史略》(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对此有如下记载(见该书第73页):


1943年初,眼窝司令(马木哥,经名穆特菲勒,因其眼窝较深,群众称他“眼窝司令”。系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风山乡查拉松庄人——本文作者注)在广河八洋沟起义后,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被义军司令部任命为旅长,不久又被马福善任命为后防司令,让其牵制敌人。敌势稍松,眼窝司令率部从临潭返回康乐。

1943年4月16日(农历三月十二日),县长赵文清派保安分队长马世五、苏效由带30余人到康乐县城西部沿山巡逻,在上湾和尚沟的山梁上与眼窝司令带领的20余人接火,保安队大败,毙1人,被俘7人,马世五受伤,眼窝司令的花团长也负了重伤,不久身亡。此后,眼窝司令部在朱家山一带活动。康乐县县长闻讯,于5月20日(农历四月十七日),又派朱兰亭、张运久带领保安队一个中队60余人进行围剿,驻守朱家山梁的眼窝司令和缐泉子录(一说缐子录——本文作者注;康乐县八丹缐家人)、麻姑舅、兰布衫、黑团长、康团长(康乐胭脂乡康家滩人)、马色儿东旅长率部向保安队发起进攻,缐泉子录指挥骑兵冲锋,敌逃至那楞沟被包围,42人被打死,中队长朱兰亭、分队长高登云、辛兆吉也当场毙命。

朱家山之战,康乐全县震动,迫使保安大队(队长)张运久辞职。眼窝司令所部义军发展到1700多人,南下到康乐、临潭交界的冶力关、八角一带活动。


景生明的上述记载有两处需要更正:第一,“县长赵文清派保安分队长马世五、苏效由带30余人……巡逻”应更正为:“县长赵文清通过保安大队队长张运久派保安分队长马世五、苏效由带30余人……巡逻”,因为如上所述康乐县保安大队直属甘肃省保安司令部,县长赵文清无权指挥它,更不可能越过其大队队长,直接指挥其分队长。第二,“康乐县县长……又派朱兰亭、张运久带领保安队……进行围剿”应更正为:“康乐县县长……经与张运久商议,又由张运久、朱兰亭带领保安队……进行围剿”,其原因除上述外,还因为张运久为保安大队队长,朱兰亭只为保安大队中队长。

关于我父亲带领所部“剿匪”,景生明的上述记载是一个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即我母亲对我讲的(如前所述我母亲是随军的,当时就在康乐,她应该知道详细情况):


兰州派遣一支正规军来到康乐“剿匪”。但他们到康乐后忙于扎寨安营、埋锅造饭。他们让我父亲带领康乐保安大队先行出发“剿匪”。不料,保安队行进到了朱家山,遇到一个拾粪老汉,我父亲问:“前面有没有土匪?”老汉回答说:“没有。”但刚转过一个山角,来到一片玉米地边,突然从玉米地里蜂涌而出不计其数的暴动回民,他们——既有男女也有老幼,手里挥舞着菜刀、斧头、铁锹、撅头甚至剪子、锥子等——凡是能用得上杀人的家用金属器具,喊着震天动地的“杀”,冲到保安队的队伍里,对保安队队员或砍或剁或劈或刺。我父亲的勤务兵一看势头不好,一边大喊:“大队长,快跑呀!”一边把我父亲扶上马后,我父亲用双腿一夹马,飞奔而逃。“前面跑的是张运久,截住他!”山头上有人大喊,接着放了两枪,但没打着我父亲。“你父亲命大呀!除你父亲单枪匹马跑回得救外,其余一个不剩阴阳两隔了。”我母亲叹息着对我说。

我父亲回到家已是晚上。当时他手提双枪,上炕后躺在炕上不断地喘息。这时,大门突然“咣当”一响,但我父亲到大门一看,门仍然闩着,没有人影。就这样反复了三次。我母亲说:这是勤务兵的灵魂来汇报了。勤务兵在这次出征中阵亡了。他生前每晚到这个时候,就推开大门,喊:“报告大队长!……”


不管有几个版本,我父亲带领所部“剿匪”兵败朱家山,死了不少保安队队员是事实。保安队队员都是招收的本地人即子弟兵。在朱家山遭遇伏击的第二天,原保安队队员的亲属把我家在康乐县城里的住宅围得水泄不通,哭天喊地,向我父亲要人:老人要儿子,媳妇要丈夫,儿子要父亲。我父亲被深深地震撼了,无比地愧疚和自责。接着,兰州令到调我父亲去会川县任保安大队队长,我父亲再也不想当此官了,拒绝到任。

随后,我父亲利用当国民党军官挣的钱开始做生意。我父亲在康乐当保安大队队长时,康乐赌搏很盛;开赌场首先要征得驻军的同意,所以他们就给我父亲送钱。此外,我父亲每月有200多个银元的工资收入。由此,我父亲“解甲归商”时,据说挣的银元装了几麻袋。他利用这些银元在临洮开了粉房、面房等工厂,还在甘南冶力关买了一座林,但他都是雇朋友经营,几年之间,他的这些生意都让朋友给踢踏了。他不得不在临洮县城里以卖菜为生。最后又不得不去我祖籍临洮县龙门镇槐树村务农,幸好如前所述抗日战争前期为了躲避日军对兰州的轰炸,他在那里盖有几间土房子。他去后只是买了十几晌地就安家了。

这大概是1947年左右的事情。

1949年8月临洮和平解放前夕,我父亲又在我祖籍临洮县龙门镇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但后来即在临洮解放后地下共产党员登记的时候,他因外出做生意,没有登记上,即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取得共产党组织的认可。如前所述我父亲对政治不感兴趣,当国民党军官只是为了混饭吃、挣钱。那么,这时他加入共产党是为了什么呢?我认为这也与政治无关,只是他看到共产党的天下大定以后的一种自保行为。

以上我父亲当国民党军官及相关的历史我是如何知道的呢?除了我母亲从我能记事起就时不时地给我讲我家“古今”,还有“文革”时我父亲给组织交代历史问题,由于他眼睛不好,他说我写,我才知道的。我在甘肃师范大学(即今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课程学到“中国现代史”,授课者之一是临洮同乡——任效中老师。我曾给他讲过我父亲与“甘南民变”的有关情况。任效中是临洮衙下人。他说,他们村里就出了个“甘南民变”的领袖,名叫刘铭。去年即2018年8月,我们原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78级同学为纪念入校40周年在兰州聚会,我见到马悦兰同学,她说当年读书时我曾给她讲过我父亲在康乐保安大队队长任上,带队伍打过甘南农民暴动。我惊讶她的记性好。我也曾在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撰写、未正式出版的《甘肃史稿》一书中,查到如上所述甘南暴动农民在康乐朱家山消灭了我父亲带领的保安队一个中队60余人的记载。不过,该书的表述是消灭了我父亲带领的保安队的“一个连”。

与以上我父亲当国民党军官及相关的历史印证,在全国解放至“文革”开始不久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我祖籍临洮县龙门镇槐树村的家里,保有我父亲当年当国民党军官时的一些实物。如保有一张他的戎装照片。这张戎装照片镶嵌在一个象大32开的书那样大的相框里,相框藏在一个非常隐密的地方——重底柜的暗柜(重底柜即柜套柜,有明柜也有暗柜)中,照片是我父母的全身合照,照片上的我父亲40多岁,头戴缀有圆形青天白日徽的大盘帽,身穿缀有领章和肩章的呢子军服,手戴白手套,脚蹬硬实的高筒皮鞋,腰束武装带、挎马刀,翘着八字胡,英姿飒爽;我母亲不到30岁(比我父亲小18岁),身穿旗袍,脚蹬绣花平底鞋,披着长发,亭亭玉立(身高1、68米;上述描述有的是我母亲指着照片讲的)。可惜的是“文革”开始不久,我姐姐从刘家峡来信,让我把这张照片赶快处理掉。我即把这张照片从重底柜取出来后,给撕了。后来我每每想起此事,就后悔的恨不得扇自己几个巴掌!还如保有一些“军用品”,如草绿色的军用手提帆布箱(所有棱子都用牛皮包着)、军用铜脸盆、军用水壶等。特别是“文革”前,我在一次从“毛坑”里掏粪的时候,掏出了我父亲当年用过的一把宝剑——木柄已烂掉,剑身有些锈迹,我竟傻乎乎地拿到打麦场的碌碡上磨。我母亲发现后让我赶快扔掉了。

由于有以上当国民党军官及相关的历史问题,加之生来胆小,解放后我父亲一直活在担惊受怕之中。如1949年8月临洮和平解放后的土改中,他怕把我家的阶级成份划成地主,夜不能寐,到处求情下话。全国解放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中,在临洮,凡是为国民党政权服务过的人员特别是军警宪都被通知要到临洮县公安局登记。我父亲接到通知后怕得要死,他竟然去跳洮河。结果:因他事先去见我的一个远方姨夫。我的这位远方姨夫发现他神色不对,就尾随他;就在他要跳洮河的一刹那,就拦腰紧紧地抱住了他。他寻死未果。

其实,我父亲的担惊受怕是多余的。给他定“反革命”只能定“历史反革命”。而按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历史反革命”必须满足以下两项条件:一是在国民党军警宪里担任过连长,在地方上当过伪乡长以上职务;二是在解放前的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1949年当地解放时)当中还在为国民党政权服务。这是一般的规定,起义的军官有宽大政策,有功的人员及当过国民党大官的人员也有宽大政策,他们不会以历史反革命对待。如上所述虽然我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过连长以上职务,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3年就“解甲归商”了。此外,他还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呢。

再说,他是一个不但没有劣迹,而且仗义疏财,在乡间口碑极好的人。如在全国解放前夕,乡间闹灾荒,他把家里数十石粮食无偿赈济了村民。村里的家佛殿也是他出资并主持修建的。因此,当解放初期有人要给我家定地主成份、“文革”中又有人揭发我家是漏划地主的时候,就有不少村民站出来反对,甚至解放前给我家当过长工的村民也矢口否认当年给我家当过长工。我家的成份一直是中农。此外,他平时都受人敬重,村里人都以辈分称他为“三爷”(弟兄3人,排行老三);乡里的“好差事”也总不忘了他,如给大队管理过水磨房、油房;给村里当过 “瓜园”的会计等。

事实上,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也确实是“伟大”、“光荣”、“正确”,按照政策办事的:自始至终也未给他戴“历史反革命”或其他的什么帽子;“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除了如上所述解放初期“镇反”时就他的国民党军官身份让他到临洮县公安局登记过之外,也从未触及过他。

不过,“政治,像个心怀叵测的妖妇,说变脸就变脸。”(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此一时彼一时也。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革”的爆发,敲响了我父亲的丧钟。

《“五一六”通知》发布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被)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紧接着,“横扫”的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起初,我父亲被叫去参加公社办的有“问题”人的学习班。这个学习班真是个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人住在家里,每天象小学生上学一样,按时间去学习,按时间回家吃饭;学习的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主办方对参加者没有任何“不轨”的行为。

但是不久,情况变了。白天我父亲被叫去,胸前挂上写有“历史反革命张运久”并在“张运久”三字上用红笔打了个叉的硬纸牌,和有“问题”的人一起挖大渠,晚上在村里接受群众的批判斗争。那时,如上所述我14岁,一周从学校回两三次家。我父亲挖大渠我曾给他多次送过饭。饭是没有任何油水的面条,是装在瓦罐里的。送饭时我看到我父亲胸前仍然挂着那个标明他身份和政治地位的硬纸牌。他吃饭时左手托着瓦罐,并使瓦罐斜靠在嘴边,右手拿着筷子,把饭往嘴里抛,间或右手扶着瓦罐仰着脖子喝汤,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我父亲吃饭时自始自终都闭着眼睛。当时我很不理解。后来我明白了:解放前后他政治、经济和生活上的巨大反差及当时的境遇,已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他极不愿看这个世界,吃饭只是为了苟延残喘。此时如果有人特别是有他的亲人对他予以慰藉,也许会使他的痛苦减轻一些,不会发生后面我要讲的事情。但是,那时我作为长子,虽已14岁了,却不懂得这方面的事情,始终没有给我父亲任何慰藉的话语。

这使我抱憾终身。

1967年7月2日,我忘记了,可能是个星期六。我从学校回家。在家里帮我父亲写完交代材料后,第二天即周日我又回到学校。当天晚上,有点儿闷热。我躺在床上,无缘无故,心里发急,火燎火燎的;翻来覆去,到半夜也睡不着,拉开电灯,看见一个扁豆大的蜘蛛正在灰白的墙上往上爬;我起身拿起一本书,一下就把它扇掉在地上。第二天即周一早上八九点钟,天气阴沉沉的,偶有几点雨滴。当我在操场上打完篮球正要回宿舍的时候,我弟弟猝然而至,哭着说:“大大死了,上吊的!”我如五雷轰顶,天旋地转,差点瘫软坐下,但很快就恢复常态,二话没说,往家里赶。当我经过东教场,快要到龙口河(即临洮东川的河从东山南面脚下北拐到王家大庄的一段)的时候,猛然想起,应该给我在刘家峡的姐姐通知我父亲的去世。于是,我折转身,去城里邮局给我姐姐发了个电报:“父亲去世,速回。”然后继续往家赶。一路上,我眼前不时浮现出我父亲为我们这个家、为我们几个子女含辛茹苦,辛苦操劳的情景:

1959–1961年三年“灾荒”时期,他为大队管理水磨,把客户给他的一碗或一把粮食集攒起来,还在水磨附近的河滩上开荒种了约一亩甜菜,让我们度过了难关即避免了被饿死,活了下来;

有一年秋天,我上的东二十铺小学开学了,我要去报名,家里连几毛钱的书本费也拿不出来,他拿上镰刀、绳子去山上割了一捆草,背到城里卖了给我交了书本费;

每年冬天,但凡出门,他都背着背斗拾粪——拾牲畜的粪,也拾大粪,即使下雪天也不放过。

他怕我们子女因他的历史问题“剑走偏锋”即政治上犯错误,经常给我说:要跟共产党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

……

约一小时后,我一到村口,就听到我母亲的哭声,那撕心裂肺般的哭声可以说让天地都为之动容,路人闻之泪下!当我的双腿迈进家门时,看到一院子的人;其中几个人正在打造棺材。棺材已经半成型。我来到我父亲生前常住的南房(西北农村四合院,坐南朝北的房子),对着门、与里墙平行、垫起半米多高的一扇门板(卸下的南房门的一扇门板)上仰躺着我已逝去的父亲。他脚穿一双烂布鞋,身上盖着他冬天白天常穿、晚上当被子盖的那件没有面子的烂羊皮袄,头戴他平常戴的黑褐子做的往上折了两折的“筒帽”(如上面他的照片),脸上蒙着一条白羊肚毛巾。我双膝跪地,上身俯在我父亲的身上,用双手按着他的肚子,一串串的眼泪洒在他的身上。父亲啊,父亲!我多么想让你再叫我一声:“孩子!”但这已是奢望。父亲啊,父亲!我想再亲睹一次你的容颜,但我不敢揭开蒙在你脸上的毛巾。因为我以前听我母亲讲过,吊死的人很吓人:七窍流血;脸庞肿胀,眼球外延,舌头都会伸出来老长。

不久,我出了南房,来到北房(坐北朝南的房子),炕上躺着仍在哽咽着的我母亲、坐着村里辈分大的几位老人(我们村里人是一个祖先的后代)和我的大舅及小舅(均为堂舅;我母亲是独女;小舅是过继给我外公家的)。我的大舅和小舅家都在临洮南川瓦房李家村。他们和上述村里的几位老人都是来劝慰我母亲并帮忙处理我父亲丧事的。危难面前显真情。我很感动。在如此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只有至亲至友才会有如此的举动!尽管他们不肯也不敢说一句表示怜悯的话。

当天下午,在刘家峡的我姐姐也奔丧回到家里。和他一同回到临洮奔丧的还有我姐夫。我姐夫是永靖县县政府的干部。回到临洮后,他和我姐姐一起从临洮县城往我家走,但走到龙口河后,他可能想到此行与他的身份不符,为前途计,又转身回去了。我姐姐回家带来了她给我父亲买的丧衣。都是丝绸的。说来心寒!我父亲有10个儿女:除我家有3个外,陇西我大妈有2男5女,但直到死,他见上面的就只有我家3个。至于儿女们的孝心,他活着谁的孝心也没有享受到;死了就只享受到了我姐姐的丧衣。

在此期间,公社的“群众专政小组”来我家检验了我父亲的遗体,结论是:自杀。当天天快黑的时候,我父亲就被埋葬了。墓地选在村背后靠西黄家坪上一个坐月子死的女人的坟旁边。按照本地风俗,其用意很明显:让其子孙后代永世不得翻身。何其悲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30年河东,30河西。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家彻底翻了身:我侄子——我大妈的孙子张建国在北京某国家科研单位工作,是博士、研究员、正厅;我儿子是硕士、大学教师;我弟弟是农民企业家;至于大学生,我家族里更是出了不少。这时,又有人说话了,说这缘于我父亲的坟风水好。

我父亲埋葬后,我了解、发现了我父亲之死的有关情况:

天若有情,绝路逢生!有谁愿意自寻短见?更何况一个60多岁的老人并不愿让绳索来毁灭自己。他是被迫走上了绝路。

我父亲去世的当天晚上,夜幕沉沉, 寒星在天空颤慄着。村里照旧在我们村的家佛殿召开批判斗争“牛鬼蛇神”的群众大会。家佛殿里黑鸦鸦地坐满了人。会议主持者是村领导张××。此人是临洮第一中学升高中的落榜生。身为村集体领导,却对农事一窍不通,专会整人。在他的主持下,对于我父亲除了让其进一步交代历史问题外,因为如前所述他曾当过村里“瓜园”的会计,还要交代“瓜园”的有关帐目问题。据说,会上被村领导张××煽动起来的极少数的几个人高喊:“历史反革命张运久,必须彻底交代打死红军的罪行!”“张运久必须彻底说清楚瓜园的帐目!”“坚决砸烂张运久的狗头!”……对我父亲不仅你推我搡、拳打脚踢,还驾了“土飞机”,即强制性地按扭住我父亲的头、颈、背部,使其上肢和下肢呈90度;把我父亲的两只胳膊向后上方伸直,如同喷气式飞机翘起的两个翅膀似的;头部向地,臀部高撅;同时在他胸前还给挂上了如前所述那个标明他身份和政治地位的硬纸牌,不仅在家佛殿里批斗,还被驾到外面的打麦场上,一圈又一圈地跑,然后再驾回来,让交代问题。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

我父亲是吊死在南房门背后的。在进南房门的左边的那扇门背后,我发现了我父亲临死前用烧火棍(农村用来向灶坑里添柴火的工具,一端是烧焦的,可用来写字)写在墙上的村里“瓜园”的有关帐目。一行行、一笔笔,似乎在诉说着他的冤枉。

很多人以死后能得到一副好棺材为最大幸事。棺材以在农村最为实用,几乎每位农民死后都会用棺材装殓尸首。中国传统喜爱以优质的梓木、楠木等制造棺材。最一般也要用杉木。而我父亲的棺材是借用了村里一位鳏居老人备做棺材的木板做的。这些木板的木头是木头里纤维结构疏松、材质最差的白杨木。

天乎痛哉!

后来,因为扫房上的雪或由于做饭用柴火厨房烟道被烟灰结串堵塞,我用木棍透烟道并往里头倒水的时候,我在我家房顶上又发现了我父亲上吊用过的绳子:一根指头粗的麻绳。按照本地习俗,我把它剁成一截一截的,然后扔到了河滩里。

临洮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在“文革”期间,临洮县由于“四人帮”在甘肃代理人的倒行逆施,揪斗干部、群众7628人,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亲自带队到临洮督导,临洮县委也专门成立了落实政策的领导机构,平反冤、假、错案。在这过程中,对于我父亲之死,我从外地给他们写了申诉。据《临洮县志(中册)》载:这次临洮平反冤、假、错案,在社员居民这一块,复查落实的5823名社员居民中,全部平反的4988人,改变定性的763人,维持原案不变的72人。(《临洮县志(中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4–445页)我父亲是属于上述三类人中的哪一类呢?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组织上就我父亲的问题给了我弟弟300元人民币(当时的1元相当于现在的约30元,下同)。由此可以断定:我父亲的问题不是被当作敌我矛盾处理的。



逃难新疆:决定、准备与成行


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及其“文革”开始后不久自杀,在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所谓“阶级路线”和封建主义的反动血统论下,自然“株连”到了我和我弟弟。我们都成了“黑五类” 、“狗崽子”,饱受各方面特别是政治上的歧视和压迫。如上所述当时我弟弟8岁,在离我家不远的东二十铺小学上二年级。因我父亲被揪斗,在上学的路上小学生骂他。有一次,上学时同行的十多个小学生竟然用手指头戳着我弟弟,有节奏地一遍又一遍齐声高呼我父亲的名字及其“罪行”:“张运久:历史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张运久!”。学校的老师也借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对我弟弟说三道四。一气之下,我弟弟不去学校了。离开学校时,他还当面对班主任说了一句自长精神的话:“老子不念了!”

此后,我弟弟给村集体放羊,成为文盲,直至现在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我受到的歧视和压迫比我弟弟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上所述当时我在坐落在县城东面岳麓山下的临洮第二中学读初二。早在“文革”前,尽管我学习很好,其他方面的表现也不错,还先后是班干部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但是,始终不让我入团。“文革”开始后不久,我班上生活委员的职务也被撤了,甚至连每月3块钱的助学金也不给发了。

1968年8月,我从临洮第二中学回乡接受“再教育”,完全被打入另册即被当作阶级敌人对待。我和村里其他“黑五类” 、“狗崽子”被贫下中农勒令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并且永远是干最重最赃最累人的活。雨天,贫下中农在家里睡大觉,我们则要去堵坝或到地里给庄稼浇水。村里每天晚上开会。那时农村开会一般是没有凳子或椅子坐的,要么蹲,要么坐在地上。当时经常是贫下中农蹲或坐一边,我们“黑五类” 、“狗崽子”则蹲或坐另一边,会议主持者及与会贫下中农经常对我们吆五喝六。特别是当兵、当工人当干部、上大学(推荐)等,都没有我们的份儿,甚至公社办的“戴帽”高中(“戴帽”中学的高中。“戴帽”中学是在小学的基础上增设初中甚至高中)也不让我们上。

此外,在当时实行计划经济、集体所有制的情况下,农村人经济上普遍贫困,而我家更甚。这除了“吃大锅饭”、分配少如一个工分只有几分钱的原因外,还由于我父母务农是半路出家,好多农活不会干,再加上我上学、我弟弟年龄小,挣的工分少。那么,当时我家贫困到什么程度?住的房子是土房,年久失修,雨天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炕上铺的仅有被火炕烤了不少窟窿的竹席;盖的被子不够,如上所述我父亲盖的是没有面子的烂皮袄。至于穿的,据说“文革”时有中央领导到甘肃某地视察,发现有一户人家穷得全家仅有一条裤子,谁外出就谁穿。我家虽然不至于如此,但也比这好不到哪儿。1968年8月我从临洮第二中学回乡后,由于买不起衣服和鞋,几乎所有的夏天我都穿着背心,赤着脚在干农活。特别是干一年活分来的粮食只能吃到春节,以后到田熟的日子只能靠借村里的战备粮过活(当时因中国和前苏联关系紧张,准备打仗,村村都有战备粮;战备粮借了田熟还)。而村里的战备粮的出借首先是满足贫下中农。可以说人穷得到了极处!日子苦得到了极点!

有歧视和压迫就有反抗;穷则思变。我开始谋算和寻求我的出路即找工作。最基本的目标是“跳出农门”、吃上“国家粮”。最理想是当个正式的工人。我听村里老人讲过新疆地广人稀、出产丰富,历史上是甘肃、河南等地人的“避风港” 。为逃荒、避难或谋生,山东人“闯关东”, 山西人“走西口”,甘肃、河南等地人则是“上新疆”。特别是1959–1961年三年“灾荒”时期,有不知多少甘肃、河南等地人由于上了新疆而避免了被饿死。这是对我出路在哪里的最初启蒙。

我的二胞哥即我大妈的第二个儿子张文煜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克苏农一师一团三营十六连的农工。他从十五六岁起就从陇西来到临洮我家生活。1956年他从我家当了兵。1958年当兵回来后,我父母给他娶了媳妇成了家,但他吊儿郎当、不好好劳动,结果被公社的群众大会批斗后,一气之下,上了新疆。就找工作之事我给他写了信,他回信说:兵团对户口控制很紧,不好进。

我的大表哥即我大舅的大儿子李茂春是驻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和静县的国防四师步兵十团(番号7971部队;师部在库车)的后勤处处长,当时带一个营的部队在巴州首府——库尔勒支左,任巴州革委会军代表、常委、生产指挥部部长(相当于专员)。1949年临洮解放前夕,他从临洮师范毕业后在康乐当小学教师。当年8月王震率领“一野”二军和平解放临洮后,他参加解放军上了新疆。就找工作之事我给他也写了信,他回信说:安排工作问题不大,只是因为“文革”新疆很乱,待以后秩序好一些再说。

我大表哥李茂春的回信给了我极大的希望。欣喜之余,我牢记“成大事者不谋于众”的古训,积极而又秘密地开始了上新疆的准备工作(甚至连我母亲也没告诉此事)。

在当时对农村兵营式的控制下,村里的人是不能随便外出的。外出几个小时都必须向村领导请假。这对我上新疆极为不利。因此,我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摆脱村里对我的控制。恰好那时组织上开始落实政策:原先没有让上公社办的“戴帽”高中的回乡知青,如果表现好,可以上“戴帽”高中。表现好不好只有人家说了算。大山村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翟有寿(音)是个复员军人,也不安心在农村,伺机外出当工人。我俩“同病相怜”。在他的帮助下,在我提交的书面申请上,生产队、大队、公社都同意并签了字盖了章,但“戴帽”高中的校长朱××就是不同意,理由他不说,但我心里清楚:“文革”开始后这个学校的小学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我是作为反面典型的,因为1964年毕业的我们那个班,只有以我为代表的家庭出身不怎么好的少数几个人考到了县城的第二中学,其他的三四十人,按他们的话说,统统被发配到离县城40余里、在东川的七中。驻“戴帽”高中的贫下中农代表是我们上村人,姓张,曾和我父亲有些交情,我也认识他。他说:“你去坐在教室里上课,看他朱××咋办!”我按他说的做了。校长朱××看我上学如此心切,同时要赶走我实在拉不下脸来,也就承认“既成事实”了,还找我谈话,说要好好学习等。其实,在那个年代,在学校能学习个啥。他哪里知道,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上新疆要有盘缠。当时我们家作为农民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在当时普遍贫穷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筹措。无奈之下,我买了一口猪娃儿,打算把它养大卖了它当盘缠。为了它的健康成长,我把它象我的“先人”一样侍候:外出或上学,都背着背斗给它采撷野菜;给它一天喂早、中、晚三顿食,一顿不少;当它不爱吃菜食的时候,我就在它的菜食上撒麦麸(即麦皮,小麦加工面粉副产品,麦黄色,片状或粉状):撒上它吃完了又撒一遍,周而复始,那个耐心你无法想象!还经过向公社畜牧站的兽医请教,注意到了它的生活环境即猪圈的通风、卫生、走动空间以及猪的防疫等。

上新疆最好要有个同伴。新疆我大表哥李茂春的胞弟李茂青临洮第二中学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在家务农已经有好几年了。我邀他和我一块上新疆找他大哥安排工作。这当然是他乐不可支的事,但他父母坚持要他找了对象并结了婚才能去。为此,我当“红娘”给他从我们村上找了个对象,并且“速战速决”——从谈恋爱到结婚用了不到三个月。

上新疆要给亲戚朋友拿见面礼。我家一个叫韦国勇的亲戚在附近韦家庄村里当保管。我拿了10斤麦子去他村里,作为交换,他将10斤麦子入其村库后,另从村库称了10斤大豆给我。

上新疆关系越多越好。我把能找到的在新疆的亲戚朋友的姓名及其单位、通讯地址都记了下来,以便必要时找他们帮忙。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此前后,在当时“知识越多越反动” 的悖论甚嚣尘上的情况下,毫不谦虚地说,我已对人文学科知识对于人的发展特别是对我走上社会、在社会上立足的重要性有了初步的认识:人文学科知识是真知灼见的源泉。最重要的职场技能如分析问题的能力、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能力和写作能力都与人文学科知识有关。所以,我有意识地加强了对人文学科知识的学习。当然,如上所述我当时上的公社办的“戴帽”高中是学不到这方面知识的。“戴帽”高中成天进行学农学工学军的实践,我记得开设的理论课程只有一门即由原临洮农校调来的一位教师讲的《农业常识》,他只让我们抄了一些关于气候变化的谚语,如“天气阴不阴,摸摸老烟筋”之类。对人文学科知识的学习,我主要是通过看小说进行的。通过此前“文革”开始后“破四旧”,是很难找到小说看的。不过,那时候我们村上有个老读书人,名叫张存仁,和我父亲同辈,但比我父亲年龄大,我应该叫他伯伯。他秘密地保存着一木箱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古典小说和其他书籍。由于他和我父亲关系好,我除了向他借看了四大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又名《石头记》)、《西游记》、《水浒传》外,还看了《封神榜》、《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杨家将》、《说岳全传》、《荡寇志》、《水浒后传》等古典小说。此外,一次去临洮南川瓦房李家村我大舅家,发现他家有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作品《牛虻》——描写19世纪意大利爱国者为祖国的统一和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描述苏联国内战争时期1919年夏秋之间远东地区一支游击队的命运、苏联作家绥拉菲靡维奇的长篇小说《铁流》——描写苏联内战时期一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红军,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通过跟白军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锻炼成为具有铁的纪律的队伍的故事。我把它们都借来看了。还想方设法从别处借看了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作家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小说《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吕梁英雄传》、《林海雪原》、《红岩》、《红日》、《青春之歌》、《创业史》、《金光大道》、《欧阳海之歌》等。

除了看小说,还看报纸。“文革”开始后不久,报纸只剩有“两报”即《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了。我个人订不起也买不起,村里也未订这两份报纸。看这两份报纸主要是因事或专门去城里从邮电局门口竖立的报栏上看。在那里,有时我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另一途径是如去亲朋家,看人家作为废纸买来糊了墙的这两份报纸。这样看的久了,亲朋都说我爱学习。

此外,成语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精华,也是现代汉语中词汇的精品。学习成语,具有指导人生、励志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因此,我学习成语,背诵成语,特别是背诵“三十六计”中的成语,并在实践中摸索运用。

“老人言”是老人大半辈子人生经验的总结。我还有意识地接触有知识的老人,听“老人言”,如我们村里有位从青海下放来的干部叫张学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他给我讲了许多有关看人识人知人做人的经典。如“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看人看人品,交人交真心”;“人穷没关系,穷人不占小便宜,这样的人有大出息”;“生虎犹可近,熟人不可亲”;“看穿但不说穿。很多事情,只要自己心里有数就好了,没必要说出来”;等等。

就这样,上新疆我足足准备了一年多时间。在此期间,如上所述我为筹措上新疆的路费而买的那口猪娃儿茁壮成长。到了1969年11月底,我从它的体型和胖廋估计它已经长到150斤左右。我和我弟弟即把它拉到县城的县屠宰场买了52元人民币。上新疆的盘缠有了。

一切准备就绪,我再次向新疆的我大表哥李茂春写信。他回信说的和以前一样:安排工作问题不大,只是因为“文革”新疆很乱,待以后秩序好一些再说。他说的可能是实际情况。但我知道,他会永远是这种说法。我要再等下去是没有时限,会误事的。我必须逼他“就范”:我到了他跟前时他不得不为我安排工作。我决定马上上新疆。

为此,我向学校——公社办的“戴帽”高中请了10天假,慌称要到刘家峡我姐姐那里去看病。其实,本可以不请假,但怕上新疆后目的达不到再回来丢人。

此外,“文革”开始后我跟着形势走,背了不少毛泽东主席的诗词。为了表达我的志向和此去的决心,我在学校我班教室的黑板上用粉笔写下了毛主席《答友人》一诗中的诗句:


猪圈岂生千里马,

花盆难养万年松。

志存胸内跃红日,

乐在天涯战恶风。


1969年12月2日,微风许许,漫天的雪花飞舞着。这可能是这年甘肃的“最后一场雪”(2013年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最后一场雪》一书,作者:于贝尔·曼加莱利)。就在这天,我终于踏上了逃难新疆的旅程。当天早上,为准备路上吃的,我让我母亲给我烙上四五个干粮(临洮话里的“干粮”即饼子),但没有给她说明做何用。下午,我偷偷地去我父亲的坟上转了一圈,并跪下给我父亲一连磕了三个头,以表示我向他告别。从我父亲的坟上回来后,我向我母亲说明我要去新疆。她一句话也没说,本是站在北房门一侧的她立即后靠在了门框,抬起头,眼睛盯着房檐,浸满了泪花,一动不动。“儿行千里母担忧”。我明白此刻她的心情,泪水直往心里流。我没有再说什么,转身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包袱——里头有路上吃的干粮和给新疆亲戚朋友拿的见面礼——大豆,出门回头看了一下我母亲,再回头看四下无人,一口气跑到村对面即河北的公路上。这时,刚好有一辆去县城方向的四轮拖拉机路过,师傅是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我朝他大喊:“师傅:带一下!”拖拉机立即停下,他说:“上吧!”

十来分钟后,我就到了县城。当天晚上,我去县城一个公社“戴帽”高中的女同学家里向他告别。这位女同学名叫何喜凤,她家住县城缐市街,在公社办的“戴帽”高中和我是同桌。她的几个哥哥都在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工作,在临洮只有她和她母亲;她也去过新疆。以前我为准备去新疆经常向她了解新疆的情况,但从未向她透露我要去新疆。当时同学们都说我俩关系好,我俩在谈恋爱。这次我向她说了我要去新疆的实话。她好象没有什么表示。我要走了,她把我送到大门口。此后因我自顾不暇,没有向她写过信,也没有其他什么联系。20多年后,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临洮第一中学后,我和另一位女同学曾去在县城的她成立的家看望过她。那时,她已有好几个孩子了。

从何喜凤家出来后,我在临洮第一中学上高中的同学的大通铺上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我赶往县汽车客运站,和新疆我大表哥李茂春的胞弟李茂青会合,一块坐汽车前往兰州。

那时从临洮到兰州汽车需要4个小时(那时要翻越七道子墚;现在高速公路只需一个小时)。到兰州的当天,我俩就坐上了从上海发车、当天经过兰州去乌鲁木齐的火车——53次特快(票价是28元人民币);一路上出塞,真有“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觉。在火车上坐了数十个小时之后,12月4日,我俩就到了乌鲁木齐。此前我为上新疆记下单位、通讯地址的亲戚朋友中,有一个和我大表哥李茂春一样即1949年随王震“一野”二军到新疆的我们村上人,在新疆军区后勤部工作;他叫张若愚。他和我父亲同辈,年龄比我父亲小,我应该叫他叔叔。因此,下火车后,我俩直奔新疆军区家属院,找到了他,当晚在他家住了一宿。记得张叔叔对我俩很热情,到他家的当晚,他亲自给我俩擀面条吃(2017年七八月间,我上新疆旅游,专门去看望了张若愚叔叔。那时,他已是百岁左右的老人,卧病在床)。还记得吃完晚饭,我俩上街转,看到街上绝大部分路灯不亮。经询问路人得知:这是“文革”武斗造成的。

第二天,12月5日一早,我俩从乌鲁木齐汽车客运站坐班车前往库尔勒。途中住了一宿,但具体在啥地方住宿的,我记不得了,也有可能在托克逊住宿的。我只记得途经火焰山,满山的颜色和别处不太一样;汽车停下,我下车抓了一把象灰一样的土,看了看。第二天,我俩终于来到我大表哥李茂春工作的地方——库尔勒巴州革委会驻地——原行署的三层灰色专楼。不料,我大表哥去乌鲁木齐开会了。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俩,并打开我大表哥的办公室兼卧室,让我俩住了进去。至于吃饭,让我俩上革委会机关灶,帐记在我大表哥的名下。我记得该机关灶只有一个炊事员:他是男的,四五十岁,做的白菜与大肉的饺子非常好吃。上灶的巴州革委会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从农二师基层单位抽调来的上海女支边青年;他们穿着洗得有点发白的草绿色军装(不带领章帽徽),头发装在帽子里,看起来非常精干。此外,还有一个是驻和静的7971部队特务连的连长。他挺着大肚皮,威风凛凛。

过了几天,我大表哥李茂春回来了。上世纪50年代末他到老家结婚时我见过他,但印象不深(当时我只有六七岁)。这时,我看到他40多岁的年纪,中上等身材,瘦长脸,高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近视眼睛;和我以前看到的所有解放军一样,身穿“一身绿、三片红”(红五星帽徽、二片红领章)的军服(后来我知道是65式军服),显得很精神。他显然洞悉我来新疆的意图。他和我的谈话一开始,他在简单地询问了我父母亲的有关情况后,就直奔主题。此前1969年3月,我解放军在东北乌苏里江珍宝岛击退前苏联军队入侵。此后,前苏联在新疆也有不少侵扰活动。他结合这一形势说:“现在中苏关系紧张,可能要打仗。巴州是三线建设地区,北疆大量的工厂往巴州搬迁,别说你和李茂青(即如上所述他的胞弟),就是再多的象你们这样的没档案、没户口、没粮食关系的‘三无’人员,我也能安排。我已把李茂青安排在和静县的新疆第二拖拉机修配厂(简称“二配”)。”然后,他眼睛盯着我,刚给我说了“当年你父亲”就不往下说了,我马上意识到了他下面要说什么。在从兰州到新疆的火车上,如上所述我来新疆的同伴、眼前我这个大表哥的胞弟——李茂青告诉我:来新疆前夕,他母亲告诉他,当年我父亲在兰州当副官的时候,他母亲的丈夫即我大表哥及其胞弟的父亲亦即我的大舅,曾因事去兰州求助于我父亲,我父亲没有予以帮助。他母亲说这些话的意思很明显:“父债子还”。我到新疆后不能让他大儿子即我大表哥给我安排工作。显然,我大表哥从乌鲁木齐回到库尔勒后,他的胞弟李茂青把这些话转告给了他。我大表哥下面要说的肯定也是这事。

接着,我大表哥对我说:“你父亲的历史问题当年对我入党都有影响。我现在不仅是干部,而且是解放军的领导干部。”说到这里,他又不往下说了。但其意思很清楚:由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及其“文革”开始后不久自杀和他的解放军领导干部的身份所决定,他不能给我安排工作。然后,他直白:“你大嫂(即他的妻子、我的大表嫂)不让我给你安排工作(他的妻子是他所在部队家属队的党支部委员,文化程度不高,但觉悟很高,思想很先进)。你还是回去吧,以后有机会再来!”听到这里,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似的,扑漱漱地往下掉,说:“大哥:我不回去,就是在新疆掏厕所我也不回去。如果你不管的话,我自己去找工作!”

我的声泪俱下显然感染了我大表哥。他考虑再三,说:“这么办。我有个老战友的弟弟因贪污了10支派克水笔,被判了刑,在巴音布鲁克劳动改造(巴音布鲁克是和静县所辖天山里的大草原,那里的巴音布鲁克镇有农场)。你去他那里吧。”过了一会儿,他可能意识到了我和一个劳改犯人呆在一起不妥,又改口说:“不去巴音布鲁克了,去和静乌拉斯台农场。你去那里后,好好表现,以后有机会我把你弄到工厂里。”我立即表示:“行!”

就这样,我的工作的事决定了。对此,我还是能接受的。我虽然没有象和我一块来新疆的我大表哥的胞弟李茂青一样,一到新疆他哥就安排他当了工人,但我毕竟将有一个去处,而且我还有这样一个当权的大表哥,我相信我即使去了农场,也不会在那里呆很久。最终,我大表哥会兑现他的诺言,把我从农场弄到工厂里的。再说,人都有难处;人和人也不能比。又谁让我是有历史问题、“文革”开始后不久又自杀的人的儿子呢!

之后,我大表哥要我去阿克苏看望我的二胞哥即我大妈的第二个儿子张文煜。他的意思我明白:为去和静乌拉斯台农场,我到我二胞哥那里准备一下铺盖。于是我拿着我大表哥写给库尔勒汽车客运站领导的条子,没花钱坐班车到了阿克苏县城。但到那里后一打听,那里距我二胞哥所在的沙井子还有60多公里。我听说停在附近的一辆汽车要去沙井子方向,在征得开车师傅的同意后,就坐上了它,但它开到距沙井子还有一段路程的一个工厂就不走了。此时天色将晚,我不得不在该工厂的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一早,我到该工厂的大门口等车;门卫是个30岁左右的男子,看到我穿着单薄,土头土脑,可怜兮兮,问我要到哪里去,我说去沙井子。刚说完,一辆卡车从工厂里开出来,他一招手,卡车停下了,他说:“上!”我立即爬上了卡车车厢。卡车向西飞驰而去。

十来分钟后,卡车停在公路旁、前进方向左侧的一个院子里。司机从驾驶室下来,看到我,问:“你从哪儿上的车,到哪儿去?”我说从后面那个工厂上的车,去沙井子。他说:“赶快下来,这就是沙井子。你上车也不打个招呼。如果不是我有事在这里停车,我把你就拉到喀什了!”原来我在后面那个工厂上车时,他没有发现我。

我赶紧下车,向这位司机道谢后,前往我二胞哥张文煜所在的农一师一团三营十六连驻地。我在与去喀什的公路平行、相距约一公里、两边是参天白杨树的一条土路上,踏着足有5到10公分深的浮土,以老牛拉的踽踽而行的木轮大车为伴,打问着,走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来到我二胞哥张文煜所在的十六连驻地:有几排土房,每排土房有几间屋子;附近的林带蔚为壮观。

血浓于水,手足情深。我二胞哥张文煜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杀了一只鸡给我做了大米抓饭。这是我有生以来吃的最好的一顿饭。我和我二胞哥、二嫂(1958年我胞二哥上新疆后不久,我二嫂也来到了新疆)相叙,我特别介绍了父母亲及我到新疆后安排工作的情况。当时,我二嫂正在坐月子;前面已生了3男1女;兵团待遇不好:实行半供给制,他们夫妇二人每人的月补贴只有5块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给了我一床花面子、六七成新的旧棉被;另外,还给了我一双七八成新的军用大头鞋;这时,我卖了猪的盘缠仅剩8块钱,返回库尔勒的路费不够,他们没有钱给我,向别人借了5块钱。

几天后,我坐班车从阿克苏返回库尔勒。这个班车是车厢前面、上面和左右有篷布,而后面敞开、没有坐凳的卡车,是由和田开往乌鲁木齐的,由于路途较远(走一个星期),所以用卡车做班车。时值12月底即天气正冷的时候,十几个人像牛羊一样挤在一堆,任凭冷风吹灌,谁要拉屎拉尿都不能自主。如此飘簸折腾了两天,终于回到了库尔勒。

随后,我大表哥带我坐他的吉普车来到和静县城他所在的7971部队驻地。这时,我大表哥的胞弟李茂青住在该部队招待所,准备去和静县的新疆第二拖拉机修配厂报到。我就和他住在一起。

在部队招待所没住几天,1970年1月8日,我大表哥又带我坐他的吉普车前往和静乌拉斯台农场报到。临行前,因我只有一床被子没有褥子,我大表嫂又借了部队招待所的面子、里子都是草绿色的棉军被让我带上了。我大表嫂叮嘱:“以后买了褥子就把部队的棉被还回来!”

和静县城距乌拉斯台农场场部约8公里的路程,其中一半是戈壁滩上的土路。我们坐的吉普车在浮土足有半尺深的那土路上颠簸着前行。吉普车过后,尘土飞扬,形成一个斜插向天空的黄色的飘带。

很快就到了乌拉斯台农场场部。和我见到的我二胞哥所在的兵团连队一样,所谓的场部也就是几排土房,每排土房有几间屋子。场部机关的办公室以及医院等就设在这些屋子里。场部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党委书记、场长也都住在这些屋子里。

到乌拉斯台农场场部后,该农场革委会一位姓“邢”的主任接待了我大表哥。因我不在现场,他们之间谈了什么,我大表哥为我入该农场办了啥手续,我一概不知。我只记得我大表哥从该农场办公室出来后对我说:“都办好了!”

由此,当我目送我大表哥坐的吉普车远去时,我心里默念:“我新的生活开始了!”



天山脚下、开都河畔的“盲流”


我大表哥是我当时的主心骨。他坐吉普车回去后,在这离家千里之外的乌拉斯台农场,我顿感形单影只,无所依靠,心里拔凉拔凉的。就在这时,有一个人和我成了朋友。这个人就是时任和静乌拉斯台农场专管知识青年的干部——知青工委主任单国柱(后来官至巴州党委组织部部长、政协主席;前几年我和他联系上了)。我和他的认识说来也巧。如前所述,我和我大表哥的胞弟李茂青在从乌鲁木齐坐汽车到库尔勒的途中住了一宿。在旅馆里单国柱和我俩住在同一个房间。他30多岁,眉清目秀,高个;从交谈中我知道了他是河北承德人,这次外出是从家乡探亲归来,但并不知道他在和静乌拉斯台农场工作。我大表哥带我坐吉普车到乌拉斯台农场报到的那天,当我把我大表哥送上返回的吉普车后,正在场部的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突然迎面走来一个男子似曾相识。当我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突然向我打招呼:“你咋在这?”我楞了一下,但马上就知道他就是那个路上同住一个房间的河北承德人了。

随即,他带我到他的屋子。我向他介绍了我为何及如何到乌拉斯台农场来,他给我介绍了乌拉斯台农场的有关情况:乌拉斯台农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厅的国营农场;地处天山中段南麓,巴州西北部,开都河畔,焉耆盆地北缘;农场除原有的蒙古族、汉族、维族、回族等土著外,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先后来了不少江苏无锡、常州等地的支边青年(江苏无锡支边青年此时已是中年人了),近年又来了500多名乌鲁木齐的下乡学生,此外还有不少象我这样的“盲流”即为逃荒、避难或谋生,摆脱当时户籍管理自发到新疆谋生的人;主要种植生产小麦、玉米等农作物。最后,他说:“你来这里是不错的选择。你就住我的床,我到办公室去住。我给你问一下把你分到哪个连队了。”临走时,他还给了我一些场部食堂的饭票。我记得我在场部食堂吃的第一顿饭是骆驼肉炖土豆。骆驼肉丝子很大,吃起来很柴,膻味很重。

不久,单国柱告诉我:经询问得知,我分配到生产连队受阻,原因是:农场乌鲁木齐的学生不好好劳动,经常打架斗殴,把下乡学生的印象搞坏了,以至凡是下乡学生,生产连队都不愿接收。其实,他们搞错了,我不是按下乡学生安排的,我的身份是职工。我有点担忧。单国柱说:不要紧,他找找熟人。

很快,这事有了眉目。单国柱通知我生产五队良种排的副排长、常州支边青年张东大他熟悉,经联系,良种排愿意接收我。就在我接到通知的当天下午七八点的时候——夕阳已染红了西边的天际(新疆天黑的时间比“口里”即长城以里晚两个小时左右),有生产五队的马车因事来场部。我顺便搭乘该马车就向生产五队出发了。一路上,在车把式的“喔喔”、“吁吁”下,马车在蜿蜒在空旷的金黄色的沙包间、人走车碾出来的道路上缓缓前行;不时有茂密而干枯的芦苇夹道,当马车走过的时候,在风的吹拂下,它们向路边一摇一晃的,似乎在欢迎我这个远方的来者。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跋涉,当天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我看到在我们的前方不远处有点点灯光,同时从那里传来狗叫的声音。接着,我们到达生产五队良种排驻地。原来生产五队和良种排并不在一起,二者相距一里多地,中间有一条两旁耸立着高大的光秃秃的白杨树的马车道连接。在浓浓的暮色中,我看到:良种排驻地有5排土房;每排房子之间隔七八米,一排房子有4间屋子;一个简易沙石篮球场;周围到处是芨芨草和芦苇。一个矮个,30多岁;戴着遮耳的棉帽,说起话来嗓门很大的男子接待了我;后来知道他是良种排排长,名叫朱东南,单身,是从无锡来支边的。当晚我就住在他的屋子里。

第二天,排长朱东南指定一个四五十岁的老职工(男的)帮我搭床(2017年七八月间,我上新疆旅游,看望了长住库尔勒的老领导朱东南。那时,他已是80多岁的老人,但精神矍铄,身体健康)。搭床是很奇特的。他先领我到一个有约20平方米,屋顶是用芦苇把子铺成的土屋子——里头靠后墙左右两边各住着一个常州支边青年。他指着一进门左边靠窗户空着的角落——紧靠并顺着臂墙,说:“就在这儿给你搭个床。”然后领我到一个废墟,和我用“抬把子”(新疆独特的一种短途运载工具:在两根木棍中间编上树条,好像一个小型的担架),向那里抬了几趟废土块。接着,在那里用废土块顶着臂墙并与臂墙垂直在长度约2米之间,垒了高七八十公分的三道墙(床架),然后再在上面盖上用直径约2厘米、长约1.2米的胡杨树棍和直径约10厘米、长近2米的芨芨草把子串成的“床板”。就这样,我的床搭成了;它又松软,又有弹性,夏天能通风,冬天能保暖。我把我带来的军用被子铺上,往上面一躺,觉得还蛮不错的。

住的问题解决了,吃的问题呢?这首先涉及到钱的问题。排长朱东南告诉我:常州支边青年和乌鲁木齐的下乡学生发工资,每月分别为25元、27.5元;职工即无锡支边青年和“盲流”则按工分算钱,每劳动8个小时算一个工,一个工1.2元。我是职工,按工分算钱。但由于农场歉收,农场发不下工资,到夏收了农场卖了粮食了一次性补发。至于目前的吃饭问题,先领饭票记帐;每月的粮食定量中90%是玉米面;伙食除节假日或特殊时期如夏收外,一般主食是一日三餐即早上、中午、晚上均是玉米面馍馍加“乌马食”(维语:玉米面糊糊),副食则视良种排蔬菜的种植情况而定:冬春一般是清水煮白菜,夏秋菜的花样多一些。

吃住一安顿好,我便积极地投入到了劳动生产。那时,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冬天新疆也是“农业学大寨”,平田整地。在我来之前,良种排已就近选了一块地在平整。我来后良种排还是平整这块地。我们用坎土曼(维吾尔族的主要农具)把地的高处的土挖到“抬把子”上,然后把它抬到地的低处倒掉。坎土曼集中了“口里”撅头和铁锹二者的优点,用起来不但省力而且功效很好。但用“抬把子”抬土不如“口里”用人力车拉土,抬起来很费劲。我用“抬把子”抬上一天土,胳膊酸痛得就象要掉下来一样。再就是新疆(指南疆)常年雨水很少,地本身又是沙地,不保墒,很干,上面的浮土至少有半尺深,挖土、抬土使得人满身是土,放工回去后要洗热水澡,可是这里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自己烧些热水,倒在洗脸盆里,随便擦洗一下。

很快,1970年春节来临。良种排的员工在外面有家的回家了,在排里有家的自己做饭吃。上灶吃饭的人少了,食堂停火,给每个员工发了1公斤大肉、2公斤白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个人要在异乡过春节。但不知为什么,我并不觉得不好受;相反,还有些兴奋。这也许是因为我认为我来新疆并没有白来——有了一个去处,即找到了“工作”吧。春节的那几天,除了在炉子上胡乱做些饭吃,我就是躺在床上看书。我看完了从排里乌鲁木齐下乡学生借来的一本小说——(苏)卡萨凯维奇(E·Kazakevich)著《奥得河的春天》。该书讲述了1945年4–5月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中红军最后几个月的行动,即他们越过奥得河向德国挺进的情况。小说写得非常生动感人。

春节过后,3月,料峭的春风唤醒了沉睡的戈壁。又开始忙农活了。我被分配到种菜小组为良种排食堂种植蔬菜。种菜小组组长是和我同寝室的常州支边青年王文亭。他中等个子,大眼睛,人很精干。组员除我外,还有两个无锡的支边青年(其中一个是女的)。蔬菜地在驻地房屋的后面,是良种排最好的土地,有十几亩;浇水很方便,灌溉渠就在蔬菜地旁边绕蔬菜地而过,水源是天山雪水。在新疆(指南疆,下一个同)种植蔬菜的工序也比“口里”简单:“口里”缺水,土又是粘土,地一干上面就板结了,蔬菜苗不容易出土,所以蔬菜种上后要在上面再覆盖一层沙子以保墒。而新疆的地如上所述是沙地,又不缺水,不需要这一工序,只需要在把土地弄平整,把行距、间距排好,把下蔬菜籽的深浅把握准的基础上,把蔬菜籽埋在土里即可。我们种的蔬菜种类很多,主要有叶菜类:大白菜、小白菜、青菜、包菜、菠菜、芹菜、油菜;根茎类:胡箩卜、大葱、蒜、洋葱、莴笋、土豆;果菜类:螺丝椒、黄瓜、菜瓜、西葫芦、番茄、茄子等。种植蔬菜不仅要有体力,而且还要有经验技术。我在甘肃老家在自家园子种植过蔬菜,所以在这里种植蔬菜,在经验技术上不落人后。当然,在这里种植蔬菜,我也学到了不少新的技术,如胡箩卜、洋葱的苗长高到一定程度,必须把它用脚踩倒。只有这样,胡箩卜、洋葱地下的根才会长粗长大。

除了种植蔬菜,我们还种植西瓜。我们先用砍土曼在地里每隔1–2米开半米深、半米多宽的渠,把土放到渠边,堆成渠的条状垄,垄上用砍土曼夯平,垄的两侧呈倾斜状,也用砍土曼夯平。然后,把西瓜籽点种在地垄外侧较靠上面的斜面上。以后,在给蔬菜地浇水时,给西瓜地的渠里也浇了水。再后来,西瓜地里便是绿茵茵的一片,瓜蔓上长着大大小小边缘弯弯曲曲的绿叶和拳头大的小西瓜,铺的满地都是。

随之,天气也转暖。我来新疆时全部的衣物是穿的一身棉衣、棉裤。这时,需要更换,可是没有多余的衣服。拿钱买吧,我早已身无分文,而工钱如上所述要到夏收后农场把粮食卖了才能发下来。无奈之下,我把身上穿的棉衣、棉裤的棉花扒掉,把面子、里子一分为二,破了的地方缝补一下,里子的一套作为劳动时的工作衣穿,面子的一套作为劳动回来后换洗的衣服。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我认识的在场部与单国柱同宿舍的江苏人钱祖兴(听说已去世)给了我一张8分钱的邮票,我给刘家峡我姐姐写了一封信,我姐姐给我寄来了钱和衣服等物。7月农场夏收后,给我补发了五六个月的工资140多块钱,我给老家我母亲和我弟弟寄去了40块钱,剩下的把我从铺的、盖的直到穿的全部武装起来,并把借我大表哥部队招待所的棉军被还给了人家。

到了春夏之交,和静地区气候异常。我在乌拉斯台农场亲身经历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风灾。大风是新疆主要灾害天气之一。新疆每年因大风受灾的农田,少则几百公顷,多则几万公顷(大风卷起的沙子把麦苗打烂甚至埋掉)。我在乌拉斯台农场经历的这场大风,非常猛烈,并连续刮了两天两夜。其时,沙土飞扬,天空一片浑黄,能见度十分恶劣,并伴随着“呜、呜”的叫声,门窗似不断有人在叩动;人们都不敢出门,躲在屋里;食堂停火;屋里电灯不亮,只是灯丝红了个小圆坨,桌子上的沙土有一筷子厚。

入夏,良种排食堂缺打柴火者。领导抽调我去补了一段时间的缺。良种排食堂烧的柴火主要是梧桐树。这里的梧桐树生长在附近的沙包中;树龄两三年;二三厘米粗,一人多高;有一棵一棵单另的,也有聚集在一个被砍老树桩的断面上及其周围的;分布是一片一片的;稍有风,其树叶就摆动着“哗、哗”地响。我每天赶着老牛拉的木轮大车去砍这种梧桐树。砍的时候,先用坎土曼把它们从靠近根部的地方砍下来,然后把它们头对头地码成一垛一垛的,再用脚踩垛使其粘结、结实,再用铁叉一垛一垛地挑着装上老牛车,再用绳子拦一下,拉回来。食堂烧它的时候,由于它是湿的,先往灶堂里烧干芦苇把子,待到灶堂温度高一些了,再把它和干芦苇把子一块烧,最后灶堂烧得通红时只烧它。如果放到现在,这是破坏生态环境了,可是那时候我还没有这个意识,即根本不知道保护这些能起到防风固沙作用的植物的重要性。当赶着装满梧桐树的老牛车往返于沙包与食堂的时候,老牛快走一会儿,慢走一会儿,碰到路边有它爱吃的草还停下来啃几口,高兴时“哞、哞”地扬头叫几声。我还感觉非常的爽。我记得我坐在老牛车上曾把以前所学的“红歌”唱了一个又一个,惹得路上走的及在地里劳动的人都转过头来看我。现在想起来,才明白当时有多愚昧!

这时,我大表哥把我的户口也迁到了乌拉斯台农场。后来我了解到这可不容易。迁移我的户口要从甘肃老家最基层的村办起,而且村是否给办最为关键。当我母亲收到我大表哥从新疆寄来的准迁证后,就立即交给了村领导张××。张××当即说:“如果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就给办。你们的不给办。”我母亲——一个妇道人家,没辙了。当时正是春节前夕,家家户户都在用铛即平底锅做春节吃的“花馍馍”:馍上每隔约半公分就有一棱,棱长两三公分;排列规则。平底锅的上盖的凹盘置木炭或木柴疙瘩烧烤它下面的“花馍馍”,平底锅下面的灶坑则用麦草烧烤它上面的“花馍馍”。我的一个远房叔叔给我母亲出点子说:“你给他(即村领导张××)送些木柴疙瘩。”我母亲按他说的做了。结果,张××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在他的启发下,顺利通过了给我办户口。我的户口的迁来,表明我真正成了一个新疆人。

在不觉中到夏收了。由于以前向苏联学习和苏联的援助,新疆是全国农业机械化实现最早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春天时良种排2000多亩小麦和玉米的播种,几乎全由机械——播种机完成;人工只做一些诸如挖渠打埂、锄地浇水、施肥打药等辅助性工作。夏收的情况略有差别:小麦的收割大部分由机械——联合收割机——康拜因(combine)完成,但机械收割必须田地平整。否则,也要由人工收割。

我被抽调去参加了人工收割小麦和打场的劳动。

新疆人工收割小麦的镰刀和“口里”的相比,略有不同:铁的有刃部分比“口里”的至少长一小半,月牙型的弧度也“弧”的大一些;铁的刀柄长一点而木把则比较短。割小麦的时候,“口里”人先由右手用镰刀钩住麦垄里的一束小麦,乘势用左手把这束小麦拢住,然后,右手把镰刀略略向前放开接近地面,钩住小麦根部后,再使劲向怀中一拉,小麦就割倒了。而新疆人先割一把小麦,用左手抓紧,在小麦半腰向右撇压着,右手握紧镰刀把,从小麦的根部即贴着地皮从右往左一下一下地“嚓、嚓”甩割;甩一下就割下小麦约半尺宽、1米多长的一片,并边割边用右脚踢着走,割得差不多了再用镰刀一收,就是一捆小麦。据说,一个人一天能割5亩多小麦。这可能是对割小麦的能手说的,我一天仅能割2亩左右,而且挥镰刀的右手腕酸痛得连饭碗都端不住,右手上还布满了水泡和血泡,但这也比我在“口里”时割的多多了。当然,“口里”是“细作”:割小麦时麦茬割的很短,割下的小麦要头对头地放整齐、捆好,最后将麦捆拢起来。新疆(指南疆,下一个同)则是“粗作”:麦茬割的长还是短、捆小麦时小麦放的整齐与不整齐,都没关系,甚至麦捆是散放在地里,不拢的。这主要是由双方雨水的多寡决定的:“口里”雨水多,必须“细作”; 而新疆雨水少、干燥,“粗作”没有任何关系。

新疆收割小麦我最怕的是蚊子。由于身上的汗味吸引,蚊子们成群结队地袭击我,无孔不入。我平时就是蚊子最喜欢攻击的对象,这年麦收,我听说蚊子多,早就有备而来:到处擦了避蚊油,头上戴着避蚊帽,衣领翻起并用纱布毛巾围在脖子上,裤脚、袖子全用细绳扎了起来,但蚊子还是给我留下了它不少的“杰作”:凡是蚊子叮咬过的地方,都肿起了一个个的粉红色的大疙瘩,手腕上的粉红色大疙瘩都连成了一片,又痒又疼,火辣辣地,非常难受。过了两天,大疙瘩才逐渐消散下去了。

打场是集中突击的活。麦子收到场上集中晒干,用脱粒机脱成麦粒,扬净入库。脱粒机工作时,我们一般分成三班倒,机器不休息。我们用木杈把麦捆送进机器的“大嘴”,轰隆隆的轰鸣声中,麦粒和秸干从两个道口分别吐出,三个口子十几个人手忙脚乱,一刻不停。一处卡壳,整个乱套。当机器停歇时,我们才能大出一口气。我们包着头,穿着长袖衣裤,满脸尘土围在脱粒机旁。交班回到宿舍时,眼珠脸蛋通红,眼皮都睁不开了,倒在床上立刻呼呼睡去。

收割小麦和打场期间,良种排的伙食大为改善。每天白面满头,好几个菜;在夏收最紧张的时候,还杀了一头毛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毛驴肉。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但那时我还没有养生的观念,也不知道它的营养价值,只是感到新鲜、好吃罢了。

收割小麦和打场的时候,桑葚熟了。小麦地周围的林带、道路两旁一排排的桑葚树上,挂满了黑紫色、红色或白色的桑葚。当地人似乎不大喜欢吃桑葚,而我则大饱口福!

又在不觉中到秋收了。如上所述春天时良种排用播种机播种了2000多亩小麦和玉米。我不清楚那时是否有现在的玉米收割打包机或类似的机械,反正那时我参加的收割玉米棒子都是用手来掰的。掰玉米棒子的时候,“秋老虎”天气如火,玉米秆密密匝匝不透风,汗水和尘土蛰得浑身又痒又疼;听到的只是耳边“刷、刷”的掰玉米棒子声。一天干下来腰酸腿疼不说,胳膊、手上、脸上都被玉米叶子划或割了东一道、西一道血红色的印子。

不过,对我这个甘肃临洮人来说,其中也有乐趣。即唆(即用嘴吮吸)玉米杆汁。嫩的玉米杆象甘蔗一样,里面含的汁多且很甜。掰玉米棒子的时候,我如发现嫩的玉米杆,就当即折下撕掉外皮后唆:咬一口玉米杆,唆一下……唆的时候还发出往里吸的很大的声音。由此,你可知道我唆的多有味了!可除了我之外,别的人似乎对此并不动心。也许他们没有这一习惯。所以,当我唆玉米杆的时候,他们都笑话我。

在此前后,为适应中苏关系日益紧张的局势,乌拉斯台农场撤销良种排,让其江苏无锡支边青年和出身不好的“盲流”去了生产五队(食堂的大师傅杨小弟是无锡支边青年,但仍留了下来),以它的其他人为基础,另从农场其他单位抽调来一些年轻而“根正苗红”的人,成立了农场民兵值班连。这样,我又成了民兵值班连的一员。民兵值班连实行军事化管理;连长是常州支边青年,名叫孙永泉;指导员、副指导员也都是江苏人、转业军人。我记得指导员姓翟;副指导员是从机耕队调来的,和我同住一个屋子。连队两个男排、一个女排,每天早上要出操;每周都有两个下午进行军训,生产、训练两不误。在训练中,我曾用7.62半自动步枪实弹射击——3发子弹中了22环。

秋去冬来。这个冬天的农活不再象去年是平田整地,而是参加农田水利会战和割芦苇。首先参加的是农田水利会战。农田水利会战给民兵值班连的任务是到农场附近的黄水渠清淤疏浚。我们浩浩荡荡开到黄水渠工地,每人分一段,站在两米多深干涸的渠底,按照工程要求清挖杂草泥沙,加深加宽,拍平压实。这是一次非常艰苦的劳动任务。渠底渠帮冻得像钢铁一样,十字镐使劲砸下去,只砸出一个小小的凹坑。土里还夹杂着砂石,有时镐头砸到石头上,虎口震得发痛。我们硬是一点一点啃下泥块杂物,随着手臂飞扬,把它们高高地甩出堤外;随之,加深加宽水渠的梯形剖面。

有时下着雪,我们仍在施工。戴着棉手套挖坎土曼很不方便,容易滑落。有的人就戴着薄的棉纱手套干活,手套都冻在坎土曼上了。有位女同志,她的身体虽然单薄,仍然坚持在风雪中干活,有一次有人发现她脸色发青,身体快支持不住了,赶忙扶她到食堂暖和了一会儿,才缓过来。

在那样的环境中生活也是一件充满困难的事。在那里,我们住的是“地窝子”(即一种在沙漠化地区较简陋的居所):在地面以下有约2米深的坑,形状长方,面积约一二十平米;顶上有几根椽子,椽子上搭着芦苇捆成的把子,顶上盖着草叶、泥巴。南疆的冬天虽然比北疆暖和,但也有零下十几度。外面什么温度,“地窝子”里面就是什么温度。晚上,为了抵御严寒,两个人一个被窝,铺两条褥子,盖两床被子。穿着毛衣、线裤钻被窝,还要把棉袄盖在头上。即使这样,每天清晨醒来时,头发、眉毛都结着冰霜!有时甚至头发都被哈气结结实实地冻在枕巾上,脑袋一动,揪得生疼。

由于任务艰巨,工期用了几十天。在那样的条件下,用水就非常困难,衣服无法换洗……

坦率地讲,当时的伙食比平时好多了,保证吃饱,干活有劲。但每天的排泄麻烦不少。工地上搭了个露天厕所,在零下几十度“方便”真是件苦事。便溺结成了冰,堆成了一座座小“山”,无法下脚。尤其是有便秘的人,真是苦不堪言,有时把屁股和“命根子”都冻僵了!

由于是值班连的民兵,大家在这次劳动中都不怕苦和累,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最终,我们胜利地完成了清淤疏浚黄水渠的任务。

在清淤疏浚黄水渠期间,曾发生我打人的事情。

此事说来话长。如上所述乌拉斯台农场的人员主要由江苏无锡和常州的支边青年、乌鲁木齐的下乡学生和原乌拉斯台土著、“盲流”组成。这四部分人在农场的政治地位是:乌鲁木齐的下乡学生最高,下来是江苏无锡和常州的支边青年,再下来是原乌拉斯台土著,最低的是“盲流”。前两者中有人看不起乃至歧视、欺负后两者即原乌拉斯台土著和“盲流”特别是“盲流”。民兵值班连食堂的大师傅杨小弟尤甚(他40多岁,曾被劳教过)。他媚上欺下,平时对我们这些土著和“盲流”就吹胡子瞪眼睛。在清淤疏浚黄水渠期间,有一天午休了我到食堂去打饭,看到盆子里的菜是“胡儿达克”(新疆的一种好饭,由羊肉和胡箩卜熬煮做成),但他就是不给我卖,我一气之下,把他拉出食堂,摔倒在地,狠狠地用膝盖顶他。这时,不少他欺负过的民兵值班连的原乌拉斯台土著和“盲流”(成立民兵值班连时从农场其他单位抽调来的)在旁边围成圈,齐声喊打。

黄水渠工地劳动结束回队后,我还写了一份揭露和声讨杨小弟“罪行”的大字报,贴在宿舍外面的墙上。我记得大字报有不少民兵值班连的原乌拉斯台土著和“盲流”签名。其标题是:“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正文第一句话是从报纸上抄来的常见的政治套话:“东风林场(即和静县的东风林场,在从值班连经小路去和静县城方向,距值班连仅三四里路)战鼓雷,乌拉斯台在沸腾。”由此,我在值班连的威信大增,还被评为连里的先进分子。

参加农田水利会战一结束,又投入到紧张的割芦苇工作中。芦苇在农场有很多用处:可以当马草、柴火,还可以扎芦苇把子盖房子、破开编芦苇席。所以冬季农闲时节,各生产连队一般都要组织割芦苇。民兵值班连割芦苇的地方在距民兵值班连很远的一个湖里(湖里已结了很厚的冰了)。湖里的芦苇一般生长在湖边或湖里高出水面的陆地,由于水分能保证,长的比陆地上的芦苇不仅茂密,而且又粗又高。这也许是让我们来此湖里割芦苇的原因。去割芦苇的那天是个晴天,有太阳,但感觉不出暖意,相反地有点儿干冷。割芦苇是分组行动。和我分在一个组的有一个是乌鲁木齐的下乡学生,脸黑黑的,戴个火车头绒帽。从交谈中我知道了他名叫高兵,是陕北人,父亲是乌鲁木齐的高干,他在陕北高中毕业后来新疆投奔父亲,不想碰上上山下乡,他父亲让他下乡了。此外,还有两个维族小伙子(从农场其他单位抽调来的原乌拉斯台土著)。我们拿着镰刀,咯吱咯吱踏着冰雪来到湖里,钻进苇海,只能看见头顶上那一片蓝天或白云。风起处,苇叶摩肩擦踵,“沙、沙”地象海浪低啸。我们先是观察一番,然后开始用镰刀割芦苇。真不好割!我左手攥着一把芦苇,右手用镰刀割它一连往后拉割了几下,也没有把它割断;而芦苇上的雪被震下来灌在我的脖子里,冰冷冰冷的,我伸手去摸,它们竟向下掉到了我的前心后背,更加冰不可耐。最后,两个维族小伙子中一个年龄比我小的教我说:“不是拉割,而是砍割!”并给我示范了一下:镰刀刃接触芦苇的时候,不只是接触,而是有力地砍向芦苇,然后往怀里猛拉。我按照他说的做了,果然奏效。

来割芦苇的当天,我们吃住均在湖旁边的乌拉斯台农场的一个生产连队。吃的是啥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住的屋子里有睡人的土炕和取暖用的炉子。炉子里的火是着的,烧的是煤块,但火是不死也不灭的,我弄它好半天才把它弄旺。同住的那个乌鲁木齐的下乡学生即高兵在屋子里给场广播站写了一篇关于我们割芦苇的报道。他字写得蛮漂亮!

以后的几天,我们往返于吃住的地方和那个湖。到回去的时候,由于用力砍割芦苇,我抓镰刀的右手心靠近指头的地方起了几个血泡,胶鞋被苇茬扎烂,脚也被扎破了。

1971年春节到了。以马雍州(绰号“瘸子”;后来上了大学——工农兵学员,官至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前几年我和他联系上了)为首的没有回家的乌鲁木齐学生邀我与他们一块过春节。年夜饭是在杨文敏(女)的宿舍由他们自己做的,也是在杨文敏的宿舍吃:把几张桌子拼在一起,十几个人围坐在桌旁,虽然坐得很拥挤,但满屋子洋溢着欢声笑语。也就是在这个晚上,马雍州用扑克给大家算命,给我算的命是以后无论参加工作,还是找老婆,都要经历一番波折;由此,我也学会了算命。后来,用扑克算命就成了我工作之余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

春节过后,民兵值班连翟指导员派我到场部去跟一位技术员学习了约一个星期的园林果树的修剪。这位技术员是不久前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乌拉斯台农场的。他带我到场部果园先通过现场修剪讲解了果树如何修剪。然后,我跟着操作,有下剪不对的地方,他及时给予纠正。通过学习,我知道了果树春季修剪的目的是:通过修剪使树体结构、枝条疏密合理,通风透光,促进早坐果。修剪前对果树的生长势、枝条的分布情况及需要的冠型,先了解一下,尤其对多年生枝条要慎重考虑后再下剪子。下剪时由上而下,由外及内,由粗剪到细剪。从疏枝入手,把枯枝、病枝、重叠枝等不需要的枝条剪去,再对留下的枝条进行短剪。剪口芽留在希望长出枝条的方向。需回缩修剪时,应先修剪大枝,再修剪中枝,再次修剪小枝。最后检查修剪是否合理,有无漏剪与误剪,以便修正或重修。此外,苹果树冠的型状主要是三大主枝、十字型,桃树树冠的型状主要是匍匐型。最后,我们还去和静县城参观了某果园修剪的果树。

学习结束从场部回队后,翟指导员让我带一个小青年管理民兵值班连的十几亩果树。

我在乌拉斯台农场呆了大约一年零八个月。在此期间,在先后与原良种排、民兵值班连的同事们的相处中,常州支边青年的讲卫生、待人有礼貌,特别是乌鲁木齐下乡学生的豪爽、大气和仗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我还记得乌鲁木齐下乡学生大多出身于干部家庭。他们除上述高兵、马雍州、杨文敏外,还如樊培民、王启明、李保才、张德渊、何万柱(杨文敏的对象)、任大原、刘汉、朱晨、朱光、王铁相 (绰号“鼻子”)、田保胜、玉素甫(维族)、冯亚冰(女,以下同)、王立红(王铁相的妹妹)、樊瑛、陈惠清、张德泽(张德渊的妹妹)、李淑贤、许岩、王黄河(连里的卫生员)等。前不久我在《知青图录——在新疆乌拉斯台农场》 (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里看到高兵、冯亚冰写的回忆及其照片,还看到在农场时李保才、张德渊、任大原、王铁相、田保胜等人的合照和许岩、王黄河等人的照片,以及2002年回访时王立红、张德泽、刘汉、何万柱给农场有病职工捐款的照片。当年乌鲁木齐的下乡学生现在和我一样,都是70岁左右的人了。在这里,我祝愿他们晚年幸福!

生产五队的蒙古族人,我也认识几个,互有往来,并曾多次借骑他们的马和毛驴去逛和静县城。一次借骑他们的马去逛和静县城,马没匹鞍子,在马的光背上骑了个来回,把我的屁股都磨破了。

此外,我还曾去驻天山深处和静县巴伦台的解放军8026部队,看望另一位表哥——李永忠。在那里,我还遇见了我小学同学、老家在同一个大队的李兴忠。他在该部队当一个营的营部文书,相谈甚欢。

1971年八九月间,由于某种原因,我把户口迁回甘肃。从而,我告别乌拉斯台农场。



回到甘肃:原因、经过及结果


如前所述我告别乌拉斯台农场是“由于某种原因”。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就必须先回顾我大表哥李茂春此前在我的工作问题上对我的承诺和我在该农场的相关情况。

如前所述我来新疆找工作,最理想是当个正式的工人。我去乌拉斯台农场前,我大表哥要我到该农场后,好好表现,以后有机会他把我弄到工厂里。我到乌拉斯台农场后是努力按他的要求做的:劳动任劳任怨,吃苦肯干;尽量与领导和同事尤其领导处好关系;不谈“国事”,以免被别人抓住辫子。但我的想法是先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来实现目的,实在不行了再去找我大表哥。

机会终于来了。1970年麦收后,有一个库尔勒的兵工厂——新疆红旗机器厂(代号501;自治区国防工办制造7.62半自动步枪的工厂)有在乌拉斯台农场的招工指标。据我所知,这是第二个在乌拉斯台农场招工的工厂。那时,应招者要首先由基层单位推荐。但我却来了个自荐。该厂来招人的是我大表哥部队驻该厂的军代表——可能是一个连级干部,甘肃人,好象是民勤的。他住在农场招待所。我找到他,说明我想到他们厂当工人的愿望,特别说明我和他们部队后勤处处长李茂春的表兄弟关系。部队的人很注重上下级关系,办事也很果断。他当即说:“你先检查身体。如果体检过关了,问题不大。”随后,我和其他被推荐者一起检查了身体。结果令我大失所望:我左侧睾丸有疝气。该军代表表示:他们厂有硬性规定,有诸如此类的病者不能招工。

这次应招工的失败,对我打击很大,也深深地刺激了我。我想当个工人的愿望更加迫切。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这次库尔勒的兵工厂招工后,接连来了好几个工厂到乌拉斯台农场招工。我们民兵值班连就有乌鲁木齐的下乡学生被招工的,如有一个名叫何万柱的乌鲁木齐下乡学生就被招到和硕县701工厂——自治区邮电管理局生产电子元件的电子管厂。但对我来说,不要说被招工,甚至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原因是:我是农场职工,而人家要的一般是下乡学生。即使我有申请资格,体检也过不了关的。况且由于那时对个人隐私没有保秘的意识和相关规定,我睾丸有疝气的事民兵值班连人人皆知。

面对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大表哥身上。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他不回;我又先后给他写了两封信,他仍然不回。无奈之下,我到库尔勒去找他。一次,我从乌拉斯台农场场部搭便车到库尔勒后,他不在单位,晚上我在篮球场看篮球比赛时碰到了他。一见面,他有点儿责怪地说:“你情绪竟然闹到这样的地步。有一天秘书交给我的三封信竟全是你的。”接着,他又安慰我:“好好工作,我很快把你从乌拉斯台农场弄出来!”但我吃了定心丸回到乌拉斯台农场后过了很久,仍然没有得到他的信息。还有一次我到库尔勒后找我大表哥他不在,经询问得知他回和静了。我又赶到和静他又不在。只得徒步返回乌拉斯台农场。当时夜幕已经降临,为安全计不得不走大路先去乌拉斯台农场场部,然后从场部回值班连。如上所述和静县城距乌拉斯台农场场部约8公里的路程,其中一半是戈壁滩上的土路。途中,在经过在戈壁滩边上的兵团农二师某团驻地时,我差点被狗咬了:一只牧羊犬追了我几十米。最后,我得到消息: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支左犯了错误,包括我大表哥在内的新疆军区支左人员全部撤回了部队。这意味着我大表哥在地方上没权了。此外,我又得到消息,由于我是农场民兵值班连的一员,农场对我政治上把关比较严,向我甘肃老家寄了政治外调函,老家反馈来的信息是:我家是漏划地主;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当然也不会忘记说“文革”开始后不久,他自杀了。这主客观二者加在一起,意味着即使我大表哥想把我从农场弄到工厂,也绝非易事!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另想办法。如前所述我姐姐在甘肃省永靖县刘家峡水电四局医院工作,我姐夫在永靖县县政府工作。我给他们写信反映我在新疆的工作情况及处境,问他们是否能帮我在兰州附近找个当时所谓的吃靠国家分配口粮的工作。不久,他们回信说:永靖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部长杨茂盛和我姐夫关系不错。杨茂盛答应把我以调动工作的方式安排在永靖县盐锅峡化工厂——原甘肃省燃料化学工业局下属的国营企业,要我把我的粮户关系转来。我把此情况反映给我大表哥。他问了我姐姐与我姐夫的工作及任职情况后,说:“我想你姐姐与你姐夫给你安排不了工作。如果你认为你姐姐与你姐夫能给你安排工作,你不妨回去看看,然后来信,我给你把粮户关系转去。”我说:“那好!”

当时我身上有60块钱。因有此经济基础,我即按照我与我大表哥的约定,以回老家探亲的名义先后向民兵值班连和场部领导请了假,并从场部开了路上用的介绍信,动身回甘肃。时间为1971年6月中旬。与当初来新疆时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经过火焰山、托克逊的路线不同,这次去乌鲁木齐走的是翻越天山冰大板的战备公路。我当时的日记记载了我在此前后的心情及路上的有关情况。现将其摘要如下:


6月11日:今天上午去场部请假,回家探亲……

6月12日:一想起回家,老母的面容,个性倔强而且劳动我有时也胜不过的小弟,还有姐姐及外甥、过去朝夕相处的同学们,都象电影一样,一幕幕出现在眼前;昨晚在梦中也梦见了他们。我在想着,我在见到他们的时候,……我该有怎样的动作,该以怎样的精神面貌出现在他们面前……

6月21日:即将踏上回家的征途,心潮澎湃,有说不出的味道。战斗了将近一年半时间的乌拉斯台,转眼间将要离别。……千里征途路迢迢,来回焉得两月何?

……

6月23日:昨天到和静后于下午4点钟左右由大嫂(我大表哥的妻子)帮忙,找了三建的便车顺利到达兵站(天山深处的巴伦台兵站,距离和静县城60公里左右)……(今天)早晨九点钟,夏季的巴伦台,虽然在和静已是炎热的夏天,而这里凉风嗖嗖,不禁使人感到微微有些凉意。李兴忠同学(如上所述我小学同学)找了7988部队去乌市的便车。一路上,汽车在万山丛中奔驰,两旁高耸入云的峭壁、参天的松柏,飞速地向后跑去;山顶上白云飘飘,瑞雪闪闪发光;山下边流水淙淙,嫩绿的青草犹如地毯,成群的牛羊在安祥地啃着草,牧民们骑着马往来奔驰……多么富有诗意啊!祖国的山河如此壮丽。

……

汽车正行走间,突然前面停着一辆(汽)车,一位解放军同志在频频招手,原来这辆汽车发生了故障。我们这辆车的司机同志毫不犹豫地帮忙修理。走不多远前面又停着一辆(汽)车,一位年龄约四十开外的司机说他的(汽车)汽油用完了,请(求)我们这辆车的汽油给他一些,我们这辆车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和我年纪差不多)给了他一桶汽油,感动的那位老司机连连称谢。

这两件事,很使我感动。这几天来,我一直接触的是人民子弟兵——解放军,我深切感觉到解放军真不愧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他们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向解放军学习!

向解放军致敬!

6月24日:(在乌鲁木齐火)车站上,广播员同志一遍又一遍地播诵着:各位旅客同志,到上海的54次特快马上就要发车了……请还未上车的旅客赶快上车……

6月25日:今天是6月25日,我们这列从乌鲁木齐到上海的54次特快,迎着初升的太阳奔驰在祖国的原野上,这是离开乌市的第二天。……


经过6天的奔波,6月26日中午,54次特快到达兰州市西固城车站。而我的票是买到它西面的河口南车站的,因为这里有往返于刘家峡与河口南的水电四局的小火车。54次特快在河口南车站没有停。在西固城车站有关同志帮助下,我顺利返回河口南车站。我当天的日记对此事有如下记载:


今天,西固城一位检票员同志态度非常好,当我所乘的54次特快在河口南站未停车,我迫不得已在西固城下车时,他给我在票上签字,仍然让我返回河口南站,顺利到达目的地……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6月26日下午,我终于来到我姐姐与我姐夫的工作地——甘肃省永靖县刘家峡。我当天的日记写道:


今天顺利到家了,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当我踏进家门的时候,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动着。一年半时间,这是短暂的,但这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是不寻常的。我在社会这个大海洋中游泳,也有急流浪花。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人的什么东西最重要……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硬骨头精神,磨练人的意志最重要。一个人应该有坚如盘石的革命意志,将一切困难统统踩在脚下。


我和我姐姐与我姐夫好几年没见面了,见面后大家心情的愉悦自不待言。不几天,答应给我办调动工作的永靖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部长杨茂盛也如约而至。他和我的谈话自然离不开我的工作之事。他看了我的介绍信后,说:如果能把粮户关系从新疆转来,我去永靖县盐锅峡化工厂不成问题,因为我所在的新疆农场是国营的,去永靖县盐锅峡化工厂只不过是在两个国营单位之间的调动,把新疆的“农工”变成甘肃的工人。我迅即给我大表哥去信,说明情况,让他给我转粮户关系。但好久没有回音。我又去了几封信,结果一样。我姐姐让我先回老家去看看,至于转粮户关系的事,我从老家回来再说。

就这样,我又从刘家峡回到临洮老家了。我是“文革”开始以来至这时我们临洮县龙门镇槐树村上下几十里唯一独自外出找到“工作”,并把粮户关系转走的人。所以,自我去新疆以后,我老家人一直把我当作“英雄”看待。在我回到老家后的最初几天,村里不少人来看我,我家满院子都是人。接着,好几个媒婆先后找上门来,说某某人托她要把他的女儿介绍给我。唉!我哪有心情考虑此事!

我在老家呆了约十来天。在这期间,除了陪老妈说说话外,还看望了亲戚朋友,到我父亲的坟上烧了纸钱,还利用我在新疆学到的修剪果树的技术,为村里不少人家修剪了果树。

7月中旬,我回到刘家峡。这时,还是没有我大表哥给我转粮户关系的任何信息。我姐姐与我姐夫都说:这是大事!还是我自己亲自跑一趟新疆吧!我也觉得只好如此了。不过,路费是个问题。这时,我原来带的60块钱已所剩无几。我姐姐给了我40块钱即她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路费。我知道,我姐姐与我姐夫已为我尽力了。他们有两个孩子,各自家中都有老人需要赡养,而工资不高。但这40块钱,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如前所述,仅兰州到乌鲁木齐一程的火车费就是28元,除此还有乌鲁木齐到和静的汽车费,还要吃要住,吃住也得花钱。这40块钱仅够我一程的路费。

那我还要不要去新疆?当然要去。我认定了的事我一定要办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那如何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爬火车,即偷坐货车即运输货物的火车或坐客车不买票。当然,这个办法节约钱,但也存在着曲折和凶险。不过,为了前途大计,我不妨一试。

8月初的一天,日头特别耀眼,热风习习,。我第二次踏上了去新疆的旅程。行前,我给我大表哥去了信,说我马上回和静。这天下午,我背着一个黄色的军用挎包——装着准备必要时解渴解饿用的几个西红柿,从刘家峡坐水电四局的小火车到河口南车站后,坐上了一趟去河西方向的货车。这趟货车见站就停,很慢。到达永登后,我又换乘了车厢上写着“颖川堡–乌鲁木齐西”的一趟货车——车上装的是煤和钢板。这趟货车还算快!过了的好几个站都没停。此时夕阳西下,天边出现一抹猩红的晚霞。我倚在装钢板的车厢边,看着快速向后移动的铁路两旁的景色——包括向我频频招手的大人、小孩,为旅程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喜形于色。

入夜不久,这趟货车到达位于甘肃省天祝县的打柴沟车站。我在永登换乘这趟货车时,有人告诉我:打柴沟车站查得很紧,要小心,抓住先是一顿揍。所以这趟货车一到打柴沟车站,我的心就提的悬悬的。事实证明在永登换乘这趟货车时那人的警告不是瞎说。这趟货车在打柴沟车站刚一停下,我就看到一个人打着手电从车尾向车头,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检查过来。明月高悬。我吓得躲在车厢一个角落的月影子里。还好,那人到我所在的车厢,从车厢的登梯爬上来,用手电朝车厢里晃了晃,就下去往前检查别的车厢去了。

这时,车站广播说:上海–乌鲁木齐的53次特快进站了。我赶忙从这趟货车的车厢上下来,绕过停在车站里的几列火车的尾部,跑到月台上,看到开着的53次特快的车门人都在往上涌,我也上前随往上涌的人挤进了53次特快。里头人多的简直无处下脚。我发现我的大腿上有点湿,一看,原来我军用挎包里的西红柿被挤破后西红柿的汁正渗出挎包,隔一会儿一滴地向我的大腿上滴。


53次特快像一列巨龙,风驰电掣般向西飞奔。我知道夜里一般不查票,所以这一夜我过的很安稳。但到第二天午后,53次特快经过张掖的时候,我看到车厢过道里有人不断往车尾走,我意识到要查票了。于是,我连换了几个不同车厢的座位;与此同时,记下了53次特快经过的车站,以便查票查到我时,编造刚上车,补短途票的谎言。就在我为换座位在车厢过道向后面的车厢走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位乘警,也许他看到我的脸部表情不是常人的——紧张、恐惧,即用他的右手一把抓住我的左手,把我拉到列车中部的乘警办公室,开始审问:“你从哪儿上车的?” “岑岭车站。”这是我最后记下的一个车站名,但我不认识“岑”这个字,把本应读“cen”的读成了“qing”。“什么车站?”上海–乌鲁木齐的54次特快上乘务人员都是上海人。可以肯定这位乘警也不知道这个车站名。他问了这话后,转而问:“你的介绍信呢?”我掏出介绍信,他看了后给我指着“永靖县探亲”中的“永靖县”三个字,问:“永靖县在甘肃哪里?”我要让他知道我刚上车,就说“永靖县”在河西,离这不远。他又问:“你的亲人在永靖县啥单位?”我知道河西有个农建十一师,就以此作答。他见问不出名堂,便厉声说:“还不快走!”我刚转身从乘警办公室出来,查票的就快要查过来了,我旁边就是补票的地方,我补了一张短途车票(4块钱),随即查票过关。

这次查票虽然过关了,但还有一个问题,到乌鲁木齐后如何出站呢?我查了一下贴在列车车厢上的《列车时刻表》,上海–乌鲁木齐的53次特快在前,北京–乌鲁木齐的69次特快在后,中间的时差是4个小时。我离开刘家峡的第三天早上7时左右,53次特快到达新疆的鄯鄯车站后,我果断地在这里下了车,在鄯鄯车站和几个解放军战士玩了两个多小时的篮球,吃了午饭,然后乖乖地买了69次特快到乌鲁木齐的车票(6快钱),到乌鲁木齐后顺利出了站。

这次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爬火车虽然有惊,但是无险,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目的:节约了18块钱。

到乌鲁木齐后,为了更进一步地节约钱,我再次找在新疆军区后勤部工作的我们村上人张若愚叔叔为我去和静帮忙。他为我找了一辆便车。这辆便车是解放军南疆某部派出给其从北疆拉西瓜的军车。车上除司机外还有一个跟车的即该部队的助理员。我和他们一起坐在驾驶室。我们仍走翻越天山冰大板的战备公路。从乌鲁木齐出发后几个小时就到了和静县城。途中,在乌鲁木齐南山附近的公路上,遇到一群羊在前面慢悠悠地走,司机打了几次喇叭羊群都没有反应,于是司机开足马力向羊群冲了过去。但走了不远,一个解放军战士骑马端枪挡住我们的去路,大声说:“把我的羊碾死了,往哪里走?!”我们只得折回,在原军车冲过羊群的地方,看到死羊及羊的肠子、肚子扔了一地。那个解放军战士说,他和羊都是新疆军区后勤部的,既然是内部的,就不用赔了,让把死羊拉到了前面一个地方。在那里,他将剥了羊皮,拿羊皮去报账。

到和静县城后,我在7971部队的营房大门口见到了我大表哥。新疆当兵的军纪较为散漫。我看到我大表哥身为团级干部,豁开着上衣领子下的两个扣子。他把我领到营房内他的办公室,斜躺在一个单人床上,在了解了我在甘肃联系工作的情况后,问我:“你姐姐与你姐夫给你安排工作有没有把握?”我回答说:“他们说了,如果把粮户关系转去,安排工作没问题。”他接着又连问了我两次,我的回答都和上面说的一样。他说:“那好!”说着,他就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个鼓鼓的信封,交给了我。“这是你的粮户关系。如果在甘肃安排不上工作,你就不要再回新疆来了!”他最后说。我说:“能成!”

我大表哥一直连信也不回,突然又从哪里来的我的粮户关系?原来起初他怕我在甘肃安排不了工作又返回新疆,给他造成麻烦,一直没给我办理粮户关系;后来接到如上所述我马上要返回和静的信后,知道我是专门来新疆取粮户关系的,即去乌拉斯台农场给我把粮户关系办理了,等着我来,向我问明白了,然后把粮户关系亲手交给我。我大表哥真是费心了!

那时粮户关系的重要不言而喻。拿到粮户关系后,我怕把它带在身上不安全,我即去邮局把它用挂号寄给了如上所述给我办调动工作的甘肃省永靖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部长杨茂盛。然后,我去乌拉斯台农场民兵值班连告别,并取我的行李等东西。值班连领导派连里的毛驴车——车把式是曾和我同寝室的常州支边青年殷国楠(音),把我的行李等东西拉上,一直送到了和静县城。

接着,经我大表哥为我联系,我坐上了一辆去乌鲁木齐的便车——吉普车。这辆便车是库尔勒商业局的。我记得车上坐的人里有一个中年妇女。途中,过了冰大板下山的时候,有牧民向我们兜售雪莲。

当天到乌鲁木齐后,我未敢停留,直奔火车站。如上所述第二次来新疆的时候,我姐姐给了我40块钱,路上花去了10块钱,身上剩下的钱还有30块钱。到那里后,我用身上剩下的钱买了票又坐上了到上海的的54次特快(这次买了票还剩2块钱)。第三天傍晚,我就到了刘家峡我姐姐家里。

我到刘家峡几天后,给我办调动工作的甘肃省永靖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部长杨茂盛来到我姐姐家里,对我姐姐与我姐夫说:“你看你们张文琳办的事!”原来,他收到的我寄给他的户口是农业户口。农业户口是指靠自己劳动生产口粮的居民,而非农业户口一般是指靠国家分配口粮的城市户口的居民。按当时的户籍制度,农业户口的迁移对应的是农村;农业户口因为不由国家分配口粮,不能通过工作调动进入国营企业,农业户口进入国营企业只能通过招工,而招工要有上面下达的指标等一系列条件。也就是说,我的调动工作问题黄了。

至此,我才知道当时的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我前面讲的“粮户关系”这个词用在我身上并不合适,因为这里的“粮”如上所述是靠国家分配的口粮,在我的户口从新疆迁出之前,我没吃这种口粮,而吃的是靠自己劳动生产的口粮;我只有户口关系,没有“粮食关系”。

此外,我还明白了与我所在新疆的“国营农场”不同,“口里”凡带“国营”二字的农场、林场、牧场、鱼场等场的职工,都靠国家分配口粮即有“粮食关系”即非农业户口即城市户口。至于新疆“国营农场”的职工为啥不是靠国家分配口粮即没有“粮食关系”即农业户口,这可能是由于新疆不仅“国营农场”多,而且新疆“国营农场”的人也多,养不起,实行了特殊的政策。这也许是作为多民族地区的新疆的一个特色吧。

不过,对这些我知道、明白的太晚了。它给我带来了颠覆性的不良后果。这就是生活无着。由于“调动”工作黄了,我已从新疆迁出来的户口无处落户,我变成了“黑人黑户”即无户口、无工作的人,亦即一下子没有了经济来源和口粮。当时我的处境可以说糟糕极了。呆在刘家峡吧,如上所述我姐姐与我姐夫工资不高,而且有两个孩子,各自家中都有老人需要赡养;此外,他们的口粮是靠国家分配的,没有多余的给我吃。回老家去吧,和以前一样,我母亲和我弟弟辛苦劳动一年分来的粮食只能吃到春节,以后到田熟的日子只能靠借村里的战备粮过活。一句话,连他们自己的日子都不好过,别再说我去了。此外,屋漏偏逢连阴雨。为我的工作的事,我姐姐与我姐夫不时吵架打架。有一次,我姐夫和我姐姐吵完架,竟然把他不久前从老家来刘家峡的他妈带到他工作单位的办公室去住了。

在此情况下,我四处投亲靠友,在这住几天,在那住几天,“流浪”度日。如那时,在兰州–乌鲁木齐铁路线上屯沟湾车站(在永登县境内)旁边的山沟里有个炸药厂(后搬迁到河口南车站的对过、黄河以北的山脚下),如上所述我原在新疆和静巴伦台8026部队当兵的表哥李永忠复员后在那里当工人。我曾去投靠他,在他那里住了好多天。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此不理解,会问:为啥不去打工?要知道,在那时的计划经济、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村没有户口就不能靠自己劳动生产口粮;在城市所有的工作都是有城市户口的人干的,无工可打;出门吃饭除了要钱之外,还要粮票,而粮票只有有城市户口的人有。一句话,那时想下苦也没有地方去下。用我们甘肃临洮的话说,就是:“即使你有日天的本事也用不上!”

可以说,那是我有生一来最黑暗的日子。



参加工作与当“煤黑子”的日子


如上所述给我办工作“调动”的是和我姐夫关系不错的甘肃省永靖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部长杨茂盛。所以,这事起初也是杨茂盛私下给我们帮忙的,知道的人不多。但当我的工作“调动”黄了后,情况就不同了:由于种种原因,这事弄得满城风雨。这引起永靖县革委会军方代表即原永靖县武装部李政委的注意和重视(这位军代表的姓名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姓李,好象是陕北人)。他把这事提交到永靖县革委会常委会讨论。会上一致认为:这事虽属私人之间的事,但对当事人造成的不良影响——生活无着,县革委会不能坐视不管,并研究决定了解决的方案:如有厂矿企业来永靖县招工,县革委会的相关部门将我首先推荐,如对方愿意接收,先将我的新疆农业户口换成永靖县农业户口即先在永靖县农村落户了,然后迁往招工单位。当然,县革委会的解决方案也提到了要我给招工单位提交真实的政审材料。

这是1971年秋天的事。这是我新的希望!

不久,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七九二矿”来永靖县招工。该矿是军工单位;营业范围主要有铀矿采冶、铁合金冶炼等。来招工的两个人30岁左右,据说是不久前分配到该单位的“文革”前入校的大学生。永靖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将我首先向他们推荐;为了促成此事,我姐姐与我姐夫还将他俩请到家里进行了招待(我姐姐为招待他们做饭时因肾病都晕倒了)。与此同时,我填政审表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及其 “文革”开始后不久自杀,也没有隐瞒,如实填写。但最后,功亏一篑。他俩以我父亲的上述问题为由,对我拒招。

又不久,先后有天水毛线厂等几个工厂来永靖县招工。永靖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也是将我首先向他们派来招工的人推荐,但最终也因我父亲的上述问题,他们对我拒招。

当时厂矿企业招工,如上所述在新疆农场应招者要首先由基层单位推荐。至于其他地方,全国毫无例外的是:应招者材料到县上,要经过生产队、大队 、公社三个关口。多么难呀!那时不知有多少女知青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贞操,而我有如此好的条件即不过上述“三关”,如上所述由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直接向招工的人推荐,但都无果而终。何其悲催啊!

我新的希望又破灭了!入冬,我姐姐让我暂回临洮等待机会,如有情况她通知我,我再回刘家峡。这样,我再次回到临洮老家。从刘家峡离开的时候,我姐姐的医院同事知道我的情况后,出于同情,这个给些玉米面,那个给些玉米面,最后凑了100多斤玉米面,我背回了临洮老家。

俗话说:“狗急跳墙,人急算命。”我再次回到临洮老家后,我曾找一个老头算了一下我的前途。这个老头60多岁,姓宋,人叫“四姑夫”,住我老家槐树村的河对面邻村——斜道村。我从小就知道他算命算事很灵,乡间的人连猪找不着了也找他算。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正在离他家大门口不远的路上。他在听了我关于我“调动”工作及应招工情况的简单叙述后,先问了我的生辰八字,然后用右手的大拇指点着右手的其他指头,口里念念有词。最后,他说:“娃娃:你的命是松柏木的木命。春天万木生长,木命就旺了。到明年春天你各方面就顺了。”

这大概是1971年12月左右的事情。

此后不久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在一座悬崖下,欲攀登上悬崖。就在我无处下爪时,有人从悬崖上掉下来一根绳子,我抓住绳子,我爬那人也拉终使我上了悬崖。这时我身旁出现了一匹白马,我飞身上马,飞奔而去。第二天,我又去找这个老头圆梦。他说:“梦见马是有信息;你有贵人相助,你的工作的事情很快会有眉目。”

人世间有不少事情用科学无法解释。这个老头给我算的前途与圆的梦还真应验了!

就在我又去找这个老头圆梦后不几天,快吃晚饭的时候,我正在我们村的打麦场的碌碡上坐着,有个村上从东二十铺小学放学归来的小学生交给我一份电报(农村电报一般只送到公社机关驻地。该小学在东二十铺公社机关驻地),是我姐姐发来的,上面写着:“接电速回。”第二天,我就回到刘家峡。原来我工作的事情并无进展,我姐姐叫我来只是想让我先找个事做,把吃饭的问题暂时缓解一下。我俩去永靖县委招待所看有无招合同工的,恰好兰州市红古区(区政府在窑街)窑街矿务局(煤矿)一矿来人正在招合同工。煤矿工人过去被称为“煤黑子”,是高危职业,人们一般不大爱去煤矿工作,加之招的是合同工,因此它招工不政审。只要经过体检,证明身体健康,招一个,走一个。我记得很清楚,1972年2月2日立春。2月5日之前,我检查完了身体,办理了户口。2月5日,我前往窑街矿务局一矿报到(我前往窑街矿务局一矿报到的时间即2月5日是采用了我下面3月1日的日记的说法。但在我的记忆里,我前往窑街矿务局一矿报到的时间一直是2月2日);同行的还有两个临夏的回民——也是被窑街矿务局一矿招工后去报到的。

刘家峡距窑街100公里左右。当天我就坐汽车来到窑街矿务局一矿报到了,从而开始了我6年多的煤矿生涯。我3月1日的日记真实地记载了这天我当上“工人”的喜悦心情和要干好工作的愿望:


历史的车轮在向前,

生活的大海在奔腾。

革命战士志冲宵,

百折不挠永向前。

2月5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来到窑街矿务局,加入了工人阶级队伍,为祖国的工业建设贡献力量,展开了我生活的新的一页。为此,我感到无比的高兴。我要把我中断了三个月之久的日记写下去(据查,应为四个月之久,此前最后的一篇日记是10月15日写的),写下去。我要绘出祖国工业建设(的)壮丽图景,我要记录下我战斗的一生;我决不做在困难面前畏葸不前的怕死鬼,我要做(保尔·)柯察金那样的钢强铁汉,在困难面前勇往直前;立下愚公移山志,掌子面(即采煤工作面)上炼红心,战斗吧!“拼命向前!我们(的)黄金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毛泽东:《民众的联合》,《湘江评论》第 2期开始连载)


我来到窑街矿务局一矿报到后,先参加了一矿举办的“煤矿工人安全生产”学习班。安全学习班的地点在下窑(窑街分为上窑、下窑)的一个大教室里。这个大教室也是安全学习班男生的住宿场所。参加安全学习班的都是新近招来的工人,有二三十人;其中,除我外都是临夏人,大部分是回民;女性仅两人,来自临夏永靖县。至今我记得的有唐子燕、尕陈(姓陈,个子很小;“尕陈”是大家的口头称呼,原名不记得了)。大家的文化程度普遍较底:高中生仅我与唐子燕两人(如上所述我上的也只是“戴帽”高中,而且只上了三个月),其他的绝大多数是小学和初中生,个别的还是文盲。安全学习班的领导是个老矿工,早年来自山东枣庄煤矿,时任一矿采煤七队的安全员,名叫商延泰(音)。

在安全学习班上,商延泰首先介绍了窑街矿务局概况:它始建于1958年。地处大通河、湟水河之滨。有3个矿井,在册职工1万余人;其中一矿3000余人。一矿年产煤约40万吨。接着,商延泰带领大家学习“煤矿工人安全生产”常识。其主要有:瓦斯的性质及危害;引起瓦斯爆炸的火源;防止瓦斯引燃的主要措施;防止与隔绝煤尘爆炸的主要措施;矿井火灾的主要危害及放炮前要做的准备工作;井下避灾的基本原则;井下爆破作业对炸药、雷管的规定;采掘工作面的防尘措施;矿井水害类型;出现突水事故时,现场人员如何避灾;巷道维修处理的一般原则等。如前所述商延泰是个老矿工,他经验丰富,不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大家也认真学习,积极发言,安全学习班上气氛颇为活跃。

在此期间,在学习之余,大家逛街、会友、聊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临夏人唱“花儿”。“花儿”又名少年,产于临夏,是流传于西北地区的多民族民歌。他们围坐在火炉旁,上身微微后倾,头向右偏着,右手捂在右耳朵上,期期艾艾唱“花儿” 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两个星期后,安全学习班结束,分派了单位和住处:参加安全学习班的所有新招工人都被分配到生产第一线——采煤队和掘进队。顾名思义,其主要职责分别是:掘进队掘出巷道,露出煤层;采煤队在前者基础上,掀掉煤层。我和另外三个新招工人被分配到采煤七队。至于住处,除我之外的其他人都与其单位的人住在同一幢楼里,我则通过一个老乡的关系,住到了一矿机关生产技术科测量组人员住的平房里。

分配单位和住处后的第二天,我就在采煤七队上班了。煤矿的地面工作是“上大班”即上朝八晚六的班,井下工作则是早班、中班、夜班三班倒:早班早上6点–下午2点;中班下午2点–夜里10点;夜班夜里10点–早上6点。我在采煤七队上的第一个班是早班,4点就起床了,然后吃饭后开班前会。班前会上,分定采煤小组:原则是三人为一组,一个老师傅(瓦工)带两个年轻工人。我所在小组的老师傅其实很年轻,约30岁,叫马明义;另一个年轻的工人是和我一起从永靖到窑街的,也姓马。他俩都是临夏回民。

班前会后,我先到浴室换上工作服、长筒胶鞋,戴上安全帽,系上围巾、皮带,然后到矿灯房领上矿灯后将其别在安全帽上,矿灯电瓶则背着,和其他的几十个工友来到井口,坐上运煤的电机车沿着高大宽敞的大巷(平巷,宽高各约4、3米)向井下挺进。我站在运煤的电机车上,想象着自己全副武装的样子,心里有一丝激动,更有一些紧张。看着工友个个镇定、习以为常的神情,我也只能故作镇静,装出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

运煤的电机车沿着两条铁轨快速前进,很快到了一个两叉路口。下了运煤的电机车,排长(领班)带领我们沿着左边的坡度有五六十度并有石台阶的石巷(中巷)往里走;与大巷相比,石巷就很狭窄了,有的地方还比较泥泞,挺难走。走完石巷后就到了有煤的地方,再走完煤巷 (叫回风巷;平巷,高不到1.7米,要低头弯腰才能通过),就到了采煤工作面。采煤工作面,一片漆黑,要是没有矿灯,真有一种与地狱近在咫尺的感觉。所谓“工作面”,就是采煤的场所,那时是半机械化生产,打眼放炮后,用“煤溜子”运输,人工装煤。“煤溜子”是一种输送机,根据具体需要长约50–100米,由一段段钢铁凹槽子连接而成,凹槽里铺着带刮板的大铁链,电机传动系统拖动铁链,借铁链的运动把煤拉走。“煤溜子”与煤壁平行,随采煤的推进而横向移动。“煤溜子”有20型和40型的。

我的工作就是装煤,叫“攉煤工”,是煤矿最低级的工种。“攉煤工”待遇高:起步就给三级工,还有下井津贴:下一次井有6毛钱的下井津贴,一月如上够全班(仅节假日休息)能挣80多块钱(煤矿地面上普工、一级技工都是40多块钱);粮食定量每月58斤(当时城市居民口粮标准27.5斤,大学生32斤),细粮比例70%。由于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每人一个班要装20–30吨煤),攉煤工一般都干不了几年,往往因为工伤或疾病吃了“劳保”或调了工种,即使没有病伤,也要想方设法换个工作,有些人实在扛不住了,宁可辞职回家。

当时,采煤七队正处在比较艰苦的“透老塘”,即开采采空区(已采过煤的区域)与采空区之间的煤柱。工作面是倾斜的,坡度足有六七十度;20型的“煤溜子”就铺在这样陡的工作面上。工作开始后,我们到达工作面20型的“煤溜子”机头,借着我的矿灯的照射,我看到数十米外有几个人用电钻打好眼后,又有人往眼里捣放炸药。接着,炮工要放炮了。我立即按照安全学习班上学到的安全知识,刚背靠着一根顶着煤层顶板的直径约一尺的木柱蹲下,突然听到有人一声大喊:“放!”随之一声巨响,我背靠着的木柱被震得颤抖着“嚓、嚓”作响。我的感觉是整个煤层顶板要塌下来了。我起身拔腿就顺着“煤溜子”往下跑,并经过20型的“煤溜子”机头,一直跑到数十米外的“溜煤眼” (“煤溜子”上的煤从“溜煤眼”溜下去,下面有皮带输送机接送到电机车上拉出井)附近时,老师傅马明义大喊:“张文琳,上来!”我又折转身来到工作面20型的“煤溜子”机头,顺着20型的“煤溜子”往上爬。爬到一根木柱跟前时,我伸出左手拦住木柱,以借其力。就在这时,突然从上面下来一个直径约1.5尺的煤块砸在我拦住木柱的左手上。我痛得又哭又叫。老师傅马明义听到哭叫声,跑过来,搬开煤块,我抽回左手,左手背与左手指背面皮开肉绽。马明义叫我们组的另一个年轻工人——他的临夏同姓回民老乡,把我从井下送出来了。

随之,我即到矿务局医院一矿门诊部对左手背与左手指背面的伤势进行了包扎处理。以后每隔几天换药包扎一次,直至伤势完全痊愈。不过,我的左手背留下了伤疤,至今都还能看到。

这就是我上的第一个班。我还没开始工作我就受伤了。真是“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 !

我的“煤黑子”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20多天后,我再次上班了。我仍和马明义及他的临夏同姓回民老乡在一个组。上的是夜班。这时,采煤七队不是“透老塘”,而是正常对煤层进行分层开采了。工作面稍微有点坡度,基本上是平的。工作面的“煤溜子”也换成了40型的。我们到达工作面40型的“煤溜子”机头不久,放炮工就开始放炮,随着阵阵沉闷的爆破声(和“透老塘”的空间、炮眼的深度及药量等都不一样,所以爆破声也不一样),煤壁坍塌下来,在40型的“煤溜子”一侧形成两米多宽、数十米长的煤堆,工作面硝烟弥漫,令人窒息。攉煤工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煤往40型的“煤溜子”即钢铁凹槽里装,每人包一段钢铁凹槽(2.5米长),完成一段,再依次向前推进。装煤真不是件容易事!需要冒着硝烟在煤堆上爬到自己的位置,先把放炮崩下来的矸石设法弄到40型“煤溜子”另一侧的“落山”(采煤后的放顶区,放顶是为了减小采空区的应力,是采煤极其重要的工序),再用小铁锹给自己挖出一个窝,躺卧进去,逐渐把小窝掏大,然后才能用大铁锹向钢铁“凹槽”攉。工作面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我分到的恰恰是低的地方,始终都得弯着腰干活,这个姿势相当难受,攉了没有多长时间,就头晕眼黑,大汗淋漓,全身衣服都湿透了,腰疼得要命,拄着铁锹稍微直一直身子能缓解一些,可脑袋又撞着了顶板,没办法我只好跪在底板上攉……工人们的一段煤攉完了,我还剩多半段,可我这段攉不完,就不能将整个“煤溜子”横移到煤壁跟前,瓦工马明义也就不能打柱子,影响全局,工人们都过来帮我。我心里很急,越急,越出汗,最后觉得快要虚脱了,头脑一片空白……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心里还会发紧,真难以想象那8个小时是怎么熬过来的!

下班了,跟着工友们往外走,到大巷坐运煤的电机车有大约30分钟的路程,由于出汗太多,口渴得要命,越渴越走不动,脚下的长筒胶靴有千斤重……我感到几乎到了生命的极限!好容易坐上运煤的电机车出了大巷,还要往下走几百米的台阶,每往下踏一层台阶,我想离水又近了一步,坚持吧!下着下着,终于下完台阶,找到一个自来水龙头,拼命灌了一肚子凉水。这时才感到全身的衣服是被汗水湿透的,春天的山风一吹,寒冷彻骨。

走进澡堂,我无法相信站在镜子面前的是自己,一张除了牙齿以外被煤面和汗水涂成的黑花脸根本没有了人样。洗完澡,眼圈还是黑的,怎么也不可能洗干净,人们说黑眼圈就是采煤工的特征。擤出的鼻涕,是黑的,吐出的痰,是黑的,其实只要下一天井,就得吐两三天黑痰。我手上打的泡破了的地方滲进了煤,一小点一小点的,我怎么也洗不掉,一直到后来我离开煤矿好几年才没有了。我这个黑五类子弟成了地地道道的“煤黑子”,从里到外都是黑的。

我的“煤黑子”生活就这么继续,日子在一天一天地熬,睡觉时,腰疼得要命,连身都不敢翻。因为活太累,手吃力大,半夜醒来,五个手指攥不上,攥上又张不开,没过多久骨节变形了,又粗又大。

我在采煤七队的这个工作面干了将近半年。在此期间,我又亲身经历了一次危险。有一天上中班,我还是和马明义及他的临夏同姓回民老乡在一个组。炮工打眼放炮后,煤壁坍塌下来,我们的工作即开始了。40型的“煤溜子”开始转动,坍塌在它的凹槽里的煤被大铁链上的刮板不断刮走。瓦工马明义负责安全,这儿打打,那儿敲敲。我和马明义的临夏同姓回民老乡和往常一样,爬到煤堆上,先把煤堆上的矸石设法弄到“落山”,然后用小铁锹给自己挖窝,躺卧进去,逐渐把小窝掏大,再用大铁锹一铁锹一铁锹地向钢铁“凹槽”攉煤。

但过了不久,马明义让他的临夏同姓回民老乡在我所在位置代替我攉煤,让我去回风巷拉木柱。拉木柱是采煤工作中最苦最累的活,因为木柱一般粗约有一尺、长近两米,不仅不易拉,而且有时还要一只手抱着木柱在巷道和采煤工作面直径二三尺的洞(因塌陷造成)中,匍匐前进穿过。马明义让我去回风巷拉木柱,意在照顾他的临夏同姓回民老乡。但与他的意愿相反,他的这一照顾,却使我避免了一场工伤事故。当我去回风巷拉木柱拉到快要到采煤工作面的时候,工作面上有人大喊:“偏帮(采煤工作面煤帮上的煤坍塌下来)了,把人砸了,快来人呀!”我撇下木柱,跑到工作面我原来攉煤的地方,看到被砸的正是代替我攉煤的马明义的临夏同姓回民老乡。在我原来攉煤的地方,他的一只腿被偏帮的煤块砸在40型“煤溜子”即钢铁凹槽的帮上。砸他的煤块已经被搬开,直径至少有三尺。他的被煤块砸了的腿从外表看不出来伤痕——一点皮也未破,但人怎么也站不起来。排长让我把他背上送出井,到医院一检查,他的腿粉碎性骨折。

如果马明义不要让我去拉木柱,那腿粉碎性骨折的应该是我。

这就是命!

在此前后,一矿每隔几天井下就要发生一次死人的事,办公楼下不时传来死者家属的哭号声。我们刚来时参加的“煤矿工人安全生产”学习班的领导、一矿采煤七队的安全员商延太老师傅也遇难了。我亲眼目睹了他在井下被“冒顶”(指地下开采中,上部矿岩层自然塌落的现象。是由于开采后,原先平衡的矿山压力遭到破坏而造成的)砸死的全过程和惨象:他和我在回风巷开玩笑,用煤块砸了我,并随口而出“冒顶”了,然后他为检查安全工作,上了采煤工作面40型“煤溜子”的机头。刚一到那里,顶着木横樑的木柱及木横樑和顶板“轰”的一声倒塌了下来。一根长约2米、直径约有1尺的木横樑压在他的脸部,七窍流血;他头上的矿灯还亮着,把这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我在井下还多次碰到过因工死亡的人。据说,一矿建矿以来,因为矿难而死者都埋在附近一个叫毛儿坪的地方。为此,我专门去看了,那里一座座坟墓整齐排列,大概有百余个,每座坟墓的前面都插有一个木牌,木牌上写着死者的姓名和家庭住址或出生地。

这时,窑街矿务局其他矿的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如二矿井下发生的透水事故(由于防治水措施不到位而导致地下水通过裂隙、断层、塌陷区等各种通道无控制地涌入矿井工作面,造成作业人员伤亡的水灾),一次死了100余人。矿务局的专业救护队也进不去矿井。无奈之下,省上派直升飞机运来消防队才把遇难者的尸体从井下弄出来。当时,直升飞机就停在大通河边的沙滩上。观看直升飞机者满河滩都是。我也曾去观看直升飞机。红古区公安局有我一位中学同学,名叫雷得平,是该局专门照相的。他曾被派去给这些遇难者的尸体拍照存档。他后来给我说,他拍完照后,这些遇难者的尸体象麦捆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被扔上卡车拉走了。

亲身领略了煤矿井下采掘第一线工人工作的艰辛和高风险,再加上这时我们新来的这批人已全部转为正式工,为长远计,我开始谋算如何把我从井下调到地面上——最理想的是在一矿机关做一个科室工作人员。

不过,这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情。由于井下采掘第一线不仅工作强度大而且有危险,在这里工作的人,人人都想方设法往地面上调,以致造成在这里工作的人竟比地面工作的人少。为保证这里的工作不受影响,这里调到地面不但卡的很紧,而且隔一段时间,矿上就要把地面上工作的人向这里进行精简。

那怎么办呢?古人说:“待时而动”。真是三生有幸!到是年八九月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我碰到了一个“伯乐”。如上所述当初我住到了一矿机关生产技术科测量组人员住的平房里。有一次,一个与我同住一个平房寝室、关系很好的测量组人员即王麦焕(秦安人,后为一矿副总工程师)回家探亲归来,带了些老家的桃子,叫上我和他一块去看望他们测量组的组长——崔广泰(东北人,本溪煤校毕业,后为工程师、窑街矿务局地测处处长)。到崔广泰的家里后,在和崔广泰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崔广泰的妻子正在坐月子;崔广泰在了解了我的文化程度等情况后,问我愿不愿意来测量组,我立即表示愿意。回来后,为感谢崔广泰对我的知遇之恩,也为了使这件事更有把握,我托红古区公安局我那位中学同学雷得平,从红古区张家川买了5斤红糖,给崔广泰送去,他很高兴地收下了,并在不久把买红糖的钱也给我了。红糖是产妇食用的佳品,它补充血气,增加血液。那时实行计划经济,生活物资短缺,红糖凭票供应。

此后隔了一两个月,到了10月,这事终于有消息了。这月中旬,崔广泰通知我:10月21日,一矿劳资科就我调往测量组将给采煤七队正式下调令,我等候采煤七队办理调动手续的通知。在此前后,关于我调动工作的事我对采煤七队上下都一直保密。10月21日这一天,对一矿劳资科将正式下调令调我去测量组的事我更是佯装不知,仍照常下井——上早班。但我到井下后,工作时间刚过一半,就因心情激动,实在按捺不住,向排长撒慌说肚子痛请了假,提前出井下班了。

我出井后到浴室洗了澡,然后去采煤、掘进队大院(里头的房子均为平房;所有的采煤、掘进队都在这个院子里分别办公),有意识地从采煤七队办公室门口走过。这时,正在坐班的采煤七队书记、指导员杨世龙(“文革”前入校的西安矿院毕业生,后曾先后为窑街矿务局办公室主任、甘肃省煤炭局局长)看见了我,喊着说:“张文琳,到我这来一下!”我转身来到他的办公室。他对我说:“机关生产技术科测量组想要你。你去吗?”我故做惊愕状:“当然去呀!”他略带惋惜地说:“劳资科已下了调令,今天你就办理调动手续。本来我想把你培养成材料员的。”他说这话时,我看出他是真诚的,至今都记得很清楚。

就这样,我调到了一矿机关生产技术科测量组。煤矿测量,即在煤矿建设和采煤过程中,为煤矿的规划设计、勘探建设、生产和运营管理等进行的测绘工作。一矿机关生产技术科测量组的测量主要是为煤矿的生产和运营管理等进行的测绘工作。测量组人员虽然每天下井,但在井下呆的时间很短——2到3个小时,而且不到象采煤工作面这样危险的地方去。在测量组,作为工人,我的主要工作是:下井的时候,背经纬仪;在用经纬仪测量的时候,拉钢尺报距离等。

到一矿机关生产技术科测量组一年后,我得了一紧张手指头就颤抖的病,不能再在经纬仪测量的时候拉钢尺。此外,我和测量组组长崔广泰关系较好,他也看得起我:他让我给他当秘书,写写画画。这引起了历来和崔广泰关系不睦的我的顶头上司即我所在采区(有三个采煤区的测量业务,我在第三个采煤区)测量主管蒋××的对我不满。1973年春节前夕,一矿向井下采掘第一线精简人员时,由于蒋××从中作祟,测量组宣布把我精简到井下。但我早就为防患于未然,结识了我临洮老乡、一矿办公室主任袁有福。在他和一矿机关生产技术科地质组技术员白素本的帮助下,我从测量组调到了一矿机关生产技术科地质组。

煤矿地质是指煤矿床经过地质勘查证实具有工业价值之后,在拟建或已建煤矿范围内,为保证和发展煤矿生产所进行的全部地质工作。煤矿地质是从煤矿基建、生产直至煤矿关闭等不同阶段的各项地质工作的总和或总称。一矿机关生产技术科地质组的地质工作主要是为煤矿的生产和运营管理等服务。和测量组人员一样,地质组人员也下井,但比测量组人员下井要少,一周只有两三次,每次下井在井下呆的时间更短,更安全。在地质组,作为工人,我的主要工作是随着巷道的掘进,在新掘的巷道里作断面素描、量岩层与煤层的走向、倾角等;回到办公室后,把它们按比例绘在图纸上(主要工作在井下,室内工作是附带的)——主要绘巷道断面素描图,但有时也绘等高线图,不过绘等高线图我不是很熟练。等高线图一般是技术员的工作。

除了做好以上工作,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和业务能力,我也曾自学地质方面的一些课程,如《普通地质学》我就读过很多遍,也曾读过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方面的一些书籍。

毫不谦虚地说,我在煤矿地质方面既有实践又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即使现在让我去当一个小煤矿的技术员,我应该是能够胜任的。

在一矿机关工作期间,为了庆祝毛泽东的某个最新指示发表,或者是要迎接什么会议的召开,矿上隔三差五就要组织“高产”,甚至“特大高产”。“高产”的形式之一,是让机关干部和井上辅助人员下井支援攉煤,打人海战术。这种人海战术只是造了声势,彰显了矿领导的工作“魄力”,至于其效果微乎其微,因为采煤工作面这个特殊的环境容纳不了太多的人。我多次参加支援井下放“高产”,但没有一次真正在采煤工作面上攉过煤,不是没活干在回风巷睡觉,就是和许多支援放“高产”者一起清理一下巷道,熬到下班时间就下班了。

这一时期,我也受到煤矿酒文化的熏陶。上班之余,煤矿工人几乎人人喝酒,每天在喝酒;不喝酒生活就没有乐趣;没有酒不招待客人。当时在一矿就流行着这样的段子:


人在江湖走,不能离了酒。

人在江湖飘,那能不喝高。

男人不喝酒,枉在世上游。

哥们不喝酒,没有好朋友。


受此影响,加之为了融入环境,我从不会喝酒到会喝酒,从一次喝三两杯到能喝2两,从一次喝2两到能喝半斤,从一次喝半斤到能喝8两,逐渐成了一个“酒罐子”。 一矿有几个临洮老乡,隔三差五聚在一起,或“小酌” 或“大饮”。

在这里,我还听到不少“性趣”方面的奇闻。如一矿某采煤队队长人叫“吃屎队长”。为啥叫“吃屎队长”呢?原来这个队长太能搞女人,而他没本事到别处去搞,就专搞本队职工的老婆。矿上有个不良习俗,老婆来探亲,作为职工的老公就要请领导喝酒。借此机会,这个队长把本队职工的老婆搞了个遍——100多个。一次在搞我一个临洮老乡的老婆时,被其老公——我的临洮老乡逮个正着。我临洮老乡在气愤之余,让他吃人屎,而且吃了不少于5公分长的一截。由此,他有了“吃屎队长”的美名。

还如一矿的军代表把还是姑娘的矿广播员的肚子给搞大了,迫于军代表的淫威,广播员不敢肯声。

我在一矿机关生产技术科地质组一直工作到1978年我离开窑街矿务局(此前还曾到矿务局某小学教过一段时间的书)。



时代宠儿:奋力拼搏,考上大学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教育领域,1977年8月4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决定恢复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决定从是年起恢复高考,规定:“凡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招生条件”:“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都能报考。特别是允许出身不好的人参加高考。要求各省(区、直辖市)在是年底前统一组织考试,考生在明年2月份前入学。尘封11年的高考大门由此重新开启。

我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在1977年10月下旬的一天的清晨。此前不久,我经历了两件令我十分痛苦的事情:一件是我老家的事——我母亲去世。我母亲一辈子可以说没过上什么好日子。如前所述她是独女,父母去世后从舅舅家里出嫁。跟上我父亲后的军旅生活,虽说物质不缺,但东奔西颠,并经常为我父亲出征后的安全担忧。特别是后半辈子务农,经济上穷困,政治上受歧视、压迫。本来随着我外出能够挣钱和我弟弟的长大,政治上的解放,晚年要享享清福,但惜乎她却撇下我们走了。天乎痛哉!每梦至去世之母亲,不禁暗自掉泪,恨老天爷对她如此刻薄不公。

另一件事是我的个人问题——对象吹了。我的对象谈了好几年了。她是红古区上窑一个药店的营业员,据说她妈解放前曾是青海军阀马步芳手下一个军官的小老婆。她是单亲家庭的独女,姓李,比我小七八岁,人长的灵秀美丽:1.65的个头,匀称的身材;瓜子脸、高鼻子、风眼、樱桃小嘴;白皙的皮肤;两根乌黑发亮的辫子一直下垂到屁股蛋上,走起路来在屁股上摔来摔去。我俩都举行了正式的定婚礼,她还跟我去过刘家峡我姐姐家和我临洮老家;说句不中听的话,我俩还都那个了。但最后她还是向我拜拜了。其原因是:第三者插足。

上述两件事特别是后一件事几乎使我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我感觉到要在窑街处理个人问题非常地棘手:窑街矿务局的男女比例是100:1(说的是有正式工作的,其他除外),仅有的女的大多也被官二代抢去了。从矿务局以外找吧,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一军、二干、三工人,再穷也不找煤黑子”。如此,即使象我这样虽出身农村,但有一定文化程度,在机关工作,人长的也不是太难看者,要找到一个称心的老婆,也绝非易事。至于那些井下采煤、掘进工只能从农村找老婆或者打光棍了。

在此情况下,加之存在于我的潜意识里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观念,恢复高考的消息对我来说,不啻平地一声春雷。因为通过高考可以改变我的工作环境和身份,提高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从而处理好自己的个人问题。

也正因为此,当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异常兴奋。当时我在窑街矿务局一矿的宿舍里刚睡醒,伸了个懒腰准备起床,突然从矿区有线广播即高音喇叭里听到了它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一消息。我一轱轳爬起来,心里暗暗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成功!”

随之,我抖擞精神,开始了紧张地复习。这年,考试分文、理两类。各省(区、直辖市)自行命题。共设四门课:政治、语文、数学是公共课,文科加史地综合,理科加理化综合,满分400分。考试时间:12月9日和10日。大概有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受此影响,我决定报考理科。我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和较强的学习能力。我上小学上的是临洮县东二十铺小学,上中学如上所述上的是临洮第二中学。无论在小学还是在中学,我都是班上数一数二的尖子学生(那时没有年级排名):担任班干部,不是班长就是学习委员;主要的两门课数学和语文,数学考试一直是满分100分,没考过99分;语文考试和作文没有下过80分。如果不是“文革”中断学业,我考上一个今天所谓的“九八五”大学应该不成问题,说不定还考上北大、清华呢!但由于“文革”中断学业,学到的东西太少:数学里的几何没开过课,代数也只学到了“幂”;物理、化学也没开过课。物理、化学、几何的知识等于零。说句丢人的话,我虽先后从事与几何密切相关的测量、地质工作,但我连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都不知道。要以这样的知识水平报考理科,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小蚂蚁欲撼参天树”,何其难也!复习开始,我背了一个星期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就背得头疼脑胀。

于是,我放弃考理科转而复习文科。复习资料是高考秘器。而复习文科没有任何课本和其他复习资料。语文的复习,东抄西抄,写了几篇紧跟政治形势的作文,背了下来。政治的复习,我去矿务局机关找到杨世龙(他早已从一矿采煤七队调到矿务局机关任局办公室主任),向他要了几本关于时事方面的小册子。历史的复习,从我们一矿机关图书室借了一本“文革”时期因“评法批儒”(“评法批儒”是指1974年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吹捧江青的所谓“评法批儒”的恶浪)的需要而编写的一本有三四百页码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我记得好象是由河北省承德军分区编写的。地理的复习,我从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地理方面的小册子,如《大洋洲地理》、《亚洲地理》等。政史地方面的这些小册子和书籍弄来后,我根据它们的内容,自己编了一套关于这些科目的问答式的复习资料,背了下来。至于数学,干脆就放弃复习了。

12月上旬,高考的大幕终于拉开了。9日上午是语文、下午是史地,10日上午是政治、下午是数学。9日,甘肃省高考第一天,天气非常寒冷,还下着小雪,我在清晨4点钟就睡意朦胧地起床了,当时天还黑黑的,刮着风,我抓紧时间匆匆拿过我那自编的复习资料在昏暗的灯光下,把自以为是重点的地方又默记了一遍,然后胡乱吃了点东西,穿着一件临时借的军大衣(一临洮老乡的),手上带着临时借的手表(矿计财科陈汉章的),骑着临时借的自行车(老乡、矿办公室主任袁有福家的),就冒着寒风急急忙忙去了四五里之外,位于上窑的矿务局最高学府——第一中学考场。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考场周围墙壁上张贴着鲜红的标语;人头攒动,年龄参差不齐(很多人看着和我一样,都是叔叔辈了),路人纷纷驻足观望,就像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庆典。考场设在平房教室,教室门口张贴着第几考场和考生号码范围;室内每人一桌,桌角贴有考号,讲桌上放着墨水瓶,以备考生急用;桌椅有些陈旧,没有暖气,加上紧张的心情,感到冷冰冰凉飕飕的。我忐忑不安地进入了寒气逼人的教室,考场里很静很静。

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堂考试“语文”。那年的语文试题是文理科考生一张卷子,文科考生考了3个大题。一是解释词语,有5个,我现在能想起4个:明火执仗;居心叵测;高瞻远瞩;踌躇。二是给一段文言文加上标点,并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一段。三是一篇作文。作文题目是《不到长城非好汉》,我记得当时每人发了3张16开的试卷纸,不够可以再向监考老师要,我伏案疾书,写了满满的3页,最后考场里只剩下几个人了。监考老师在我身边驻足看卷良久,并开始提醒交卷时间了,只得匆匆通检一遍,交卷作罢。

我记得政治共考了6个大题:5个问答题,1个论述题。论述题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批判“四人帮”反动的政治纲领。问答题只想起来了4个:一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什么?二是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是什么?三是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的伟大意义是什么?四是遵义会议何时召开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是什么?第5个问答题好像是关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方面的内容,具体表述记不准确了。不少考生在考场上急得抓耳挠腮,还有的甚至交了白卷。我左侧的一位女孩就干脆趴在桌子上枕着胳膊睡着了,一直睡到那场考试到点,监考老师也不去打搅她,就让她去做那“考大学的梦” ,试卷上几乎没写几个字。

数学第一道大题共5道小题,每道小题4分,共20分。我记得只做了其中的关于代数的2道小题。至于后面的题别说做了,甚至连题目也没看懂。我还记得数学考试结束后,我心情很不好。为此,有个一矿考生给我讲了个笑话:在某年数学国考结束后,有一群人在议论,有人说题目好难,答不上、做不出,其中有一个考生却语出惊人:“这题目有什么难!”闻此言,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以为羊群中还隐藏着白马,可他接着说:“比如那个题目,求∠A的值,这还不简单,我用量角器一量,34度!”众人听了哄堂大笑,他也许意识到了什么,便灰溜溜地走开了。我忍俊不禁。

当时考试不公布标准答案,考试成绩不通知本人,录取分数线也不公布,也不能查分,由招生委员会根据全省考试成绩和招生计划,按一定比例(据说是1:2)确定初选名单,被初选者参加体检,合格者再由学校择优录取。窑街考生的初选名单贴在上窑矿务局第一中学的墙上。初选名单上有我,但我记不得我的名字排的名次了。

初选名单公布后,我参加了体检。体检结果:身体状况良好,顺利过关。接着便开始填报志愿:可以填5所大学和3个参考大学。在没有人指导下,也不知道大学有好坏之分和应该按梯度选择等技巧,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报了诸如武汉大学等一堆好学校。后来我才知道,这年全国共有570万人参加了考试,最后录取27.3万人,录取比例21:1,录取率仅有4.8%,每个幸运者的背后都有20位落榜者,堪称中国高考史上录取率最低的一次考试。我虽然被初选上,体检也合格,但最终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

当年全窑街录取到大学的有多少人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考了多少分。我只知道的是,我们一矿的几个“笔杆子”都被录取到了“高师班”中文专业。其中,我临洮老乡、原临洮第二中学校友、当时的一矿党委办公室秘书石立身被录取到张掖师范的“高师班”,毕业后分配到甘肃省煤炭局,官至甘肃省煤炭工会主席,副厅级;我认识的天水礼县人、原一矿党委办公室秘书陈建东和经常被矿上抽去写东西的一个叫张有智的小伙子被录取到庆阳师范的“高师班”,陈建东毕业后也分配到甘肃省煤炭局,官至甘肃省煤炭局宣传部部长;我认识的兰州人、经常被矿上抽去写东西的李所荣被录取到兰州师范的“高师班”,听说毕业后分配到了兰州市委,也有一官半职。此外,红古区公安局我那位中学同学雷得平的一个同事被录取到甘肃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后的去向不明。

虽然没有考上,但进入体检分数线还是给了我不小的鼓舞。我准备来年再考。早在刚一考完试,我就感觉考的不理想,就开始为来年再考做准备,开始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复习。鉴于这次高考数学考的最不好,我将复习的重点定为数学。如上所述数学中学学过的仅为代数,因而数学的复习就首先从代数开始。为此,我还专程去临洮老家把我仅存的读初二时的数学课本——代数拿了回来(其他科目的课本都早就找不到了)。录取工作结束后,根据这年考取的“老三届”里的高中生比较多的特点,我认为来年高考应该是“老三届”里我们这些初中生的天下。我考上大学的几率很大。所以,我进一步加紧了对代数的复习。复习的办法是在对例题弄懂弄通的基础上,记数学公式,挨个做练习题。我记得这年春节,外面锣鼓喧天,但我对此无动于衷,仍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复习代数。

对代数的复习前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至1978年2月,对代数的复习即结束。这时,对代数课本上知识的掌握程度,我的感觉是达到了99%。

随即,我开始自学中学没学过的几何和三角函数。没有这方面的中学课本,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雷云升技术员把他大学时的课本(工农兵学员的课本)借给了我。学习的办法还是在对例题弄懂弄通的基础上,记数学公式,挨个做练习题。做练习题有难度大不会做的题怎么办?这不要紧,我有“老师”教我做。这“老师”就是我们一矿生产技术科的技术人员。他们大多是西安与北京矿业学院毕业的老大学生,并且不是工程师就是技术员,如我们地质组的罗佩伦工程师;测量组的张治功技术员;采掘组的庄宗孝工程师、李子敏技术员等。我在学习中,如有疑难问题就向他们请教。他们作为我们这些徒弟的师傅,从来是来者不拒,循循善诱、不厌其烦的。特别是李子敏技术员虽然十来年没摸过书本,但他帮我解起数学难题来依然思路清晰,无论是三角函数还是几何,他从未被难倒过。

这一时期,我吃住都在办公室(饭从食堂打来吃);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学数学;盛上水的脸盆就放在办公桌旁边,头疼了或犯困了,头上撩上水激一激或用毛巾蘸上水擦把脸,再继续学习。至于工作,机关工作本身就很清闲,除一周下两三次井,每次下井1–2小时外,没有多少事可做。再者,地质组组长罗佩伦工程师为支持我高考,默许我不工作,干“私事”。

数学逻辑严密、环环相扣,是一门充满美感和魅力的学科。通过这一时期对数学的复习和学习,可以说我迷上了数学。我走路在记着数学公式,想着做数学题;吃饭在记着数学公式,想着做数学题,甚至在梦里梦见的还是记数学公式,做数学题。做完数学题的本子摞起来足有半尺高,握笔握的手指头上长了厚厚的老茧。当然,自我感觉进步还是明显的。如有个别题,我的“老师”即我们一矿生产技术科的那些技术人员解不出来,而我能解出来。

到了1978年4月上旬,高考继续举行的消息又一次传来:4月6日,教育部决定当年高考在上一年各省命题的基础上,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夏季再次招生。考试仍然分文、理两科。正式的考试科目定为5门。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7月20–22日全国统一考试。文科考试日程为:7月20日上午考政治,下午考历史;7月21日上午考数学,下午考地理;7月22日上午考语文。为指导各类考生复习应考,教育部还专门组织编写了 《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4月20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各单位根据生产、工作情况,为考生创造必要的条件,积极热情地组织和支持考生进行复习。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搞好复习,迎接一九七八年高考”的短评。文章针对当时出现的问题,对各级领导提出了具体要求。这在我们报考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

从此,我在继续自学数学的同时,也开始复习语文、政治、地理、历史。语文、政治、地理我仍然没有找到任何课本和其他复习资料,只好再次自己动手编制复习资料,进行复习。语文的复习,在1977年写的几篇紧跟政治形势的作文的基础上,又东抄西抄,写了几篇这方面的文章,背了下来;政治、地理的复习,找资料并按照《招生考试复习大纲》充实了1977年自编的问答式复习资料,并进行了背诵。为了直观地复习地理,我记得我还买了《中国地图》、《世界地图》,挂在我睡的床的对面墙上,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涉及到地图上的地理复习的有关内容看一遍,然后闭着眼睛回想一遍,周而复始,直至迷迷糊糊地睡着。历史的复习,从红古区公安局我那位中学同学雷得平借来了一本“文革”前的中学《中国现代史》课本,按照《招生考试复习大纲》,将该课本的内容充实到了1977年自编的问答式复习资料,并进行了背诵。

在此前后,矿务局为支持高考,在矿务局职工大学给矿务局的考生办了个语文辅导班。课堂就设在矿务局职工大学的阶梯教室。上课者是矿务局局机关的一位干部。据说,他毕业于某大学中文系,即使“文革”中也一直不问政治,并不务“正业”,专做中文方面的学问。那时候他的上课纯粹是奉献,并没有什么补课费、加班费做经济支撑,完全是放弃休息来为我们义务服务;我们听他的课也是免费的。他每次上课,满满一教室的年轻人,个个都瞪大眼睛,听得认认真真,手里不停地记笔记。此外,阶梯教室的过道上、走廊里也全是认真听他的课的年轻人。一次课上,他把北宋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诗用粉笔竖写在黑板上,然后给我们讲解。我记得他的板书不仅漂亮,而且很有气势。后来我听说他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

春去夏来,离高考时间越来越近,我自我感觉复习和学习的知识也日趋巩固。高考的前一天,我想洗个澡,轻轻松松地上阵。那时候一矿的浴室没有淋浴。浴室的盆池由于井下工人洗澡,到下午水很黑,甚至你下去一踩,池底下厚厚的一层煤,所以我趁早上盆池里的水还干净的时候去洗了个澡。

7月20日到了。这天,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蝉鸣阵阵,真热啊!我与全国许许多多来自不同行业的年轻人一起走进考场。红古区的考场仍然安排在上窑矿务局第一中学(至今我听到窑街矿务局一中都有一种亲切感)的平房教室。教室里没有风扇、空调,考生挥汗答题。记得那年的语文试卷第一题是加标点符号;作文题目是将一篇题为《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的 2000多字的政论文缩写成500–600字的短文,要求突出原文的中心思想,全面地、准确地反映原文的要点。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考前准备的是记叙文和论说文,因而考试时不免有些紧张。不过,这样的题目考生都能多少得点分, 我的逻辑理解力尚可, 得分会多些。古文翻译是唐太宗和宰相封德彝讨论治国选贤任能的话题:“上(指唐太宗)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现在稍有古文常识的人不难译出,而对当时刚沾古文边的我来说,准确译出确非易事。

数学试卷是文理一样,标明了文科考生只做前面80分的题目,但还是百分制,考分要除以0.8,是最后得分。数学尽管我下了大功夫,但毕竟是临时抱佛脚,不巩固;我提笔做下来,只做了第一道大题(主要是初中和高一部分):它有5道小题,每道小题4分。至于其他的,要么干脆没做;要么做了,没做出来。如其中有一道平面几何题是我向李子敏技术员请教,他给我讲过的。但我在考试时却怎么也记不起来,在与它纠缠了好久后,仍然未能解出,不仅耽误了时间,还让人心情非常的懊恼。不过,总的说来,数学要比1977年考得好些;如上所述1977年只做了第一道大题中的2道小题。

地理有6道大题:填充、填图、读图、名词解释、判断、问答。我记得每道大题都由关于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的若干道小题组成。而我考前复习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中国地理方面。因而我地理答题答的不是很满意,特别是世界地理部分,好几道小题没答上,如问答题的第2道小题:有人在冬至时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正好三个月后到达位于赤道上的厄瓜多尔首都基多,正好又三个月后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试问:他出发时,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什么季节?为什么?他到达基多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基多、华盛顿的昼夜长短如何?为什么?他到达华盛顿时,华盛顿是什么季节?为什么?这道小题干脆没会回答,白白丢掉了15分。

历史倒是得心应手,因为除我平时最爱看历史书外,在考前复习中我不仅猜准而且抓住了出题的重点——中国近现代史。我记得论述题:从鸦片战争前后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分析我国怎样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我感觉答的很完满。不仅谈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主权独立开始遭到破坏,而且谈到几千年以来中国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我还记得名词解释里有“孟良崮战役”,我是按以前看的小说《红日》的有关内容来论述的,我不记得它发生的具体时间了,就将时间笼统地写为“解放战争时期”。

政治也还过得去。政治有名词解释、问答、简述和论述等题型,我还记得它们中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题目简单易答,如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分别是什么?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什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总任务是什么?为什么说实现总任务是关系我国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一个多月后,高考成绩公布。我的高考成绩是:政治76.5分、历史78.5分、地理67分、语文56分,数学只得了21.5分,总分300分,平均60分。和我此前的估分相差无几。

接着体检和填报志愿。体检结果:除体重只有113斤(下降了十几斤)偏瘦外,其余全部合格。填报志愿:总结了1977年的教训,我的第一志愿比较务实地填报了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此时,我冥冥之中有一种预感:我这次应该能考上该校,否则不会有这么巧:所有小数点加上,一点儿不多也一点儿不少,刚好平均60分。

此外,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吃过午饭去上学,途经我们邻村——林张家村口的时候,恰巧迎面碰上了送葬的队伍抬着棺材从村里出来。棺材寓意“官和财”,因此出门遇到棺材是大吉之兆。当时送葬队伍里就有人指着我惊呼:“这娃娃不得了,以后能考上状元!”这事过去十几年了。如上所述人世间有不少事情用科学无法解释,如我去窑街矿务局前,我老家那个“四姑夫”给我算的命即前途应验了。那么,这事也应该通过这次高考得到应验。

当然,多年“跑江湖”的经验也告诉我:如有人帮忙,那就更有把握。

于是,我回到临洮老家寻找能给我考甘肃师范大学帮上忙的人。在临洮老家,我打听到:如上所述1960年代末曾帮我上公社办的“戴帽”高中的那个姓张的我们上村人的儿子在甘肃师范大学任财务科科长,名叫张伟(音)。我找到那个姓张的我们上村人,给他说:“我要去兰州,你给你儿子张伟带东西吗?”他说:“带!”随后,我去他家拿了一袋刚掰的玉米棒子带往兰州,去甘肃师范大学交给张伟,并给张伟谈了我高考的情况,特别说明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甘肃师范大学历史专业,求他帮忙。他满口答应,并说该校历史系党总支一个姓党的书记常到他那里谈要钱的事,他很熟。我给他留下了写有我姓名、报考专业和准考证号的纸条。

然后,我去七里河我认识的一个奶奶家。这位奶奶的女儿、女婿都在甘肃省水电局工作,女儿是该局办公室打字员,女婿给领导开小车。当他们听我说了我高考的情况后,说:甘肃师范大学音乐系办公室主任是他们的朋友。他们可以通过这位主任给我帮忙。我给他们也留下了写有我姓名、报考专业和准考证号的纸条。

再然后,我就回到窑街等待消息。

大概过了20多天,喜从天降!我在窑街先后收到了甘肃师范大学财务科科长张伟和兰州七里河奶奶家的来信,均说我已被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悬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我真幸福,我要上大学了!上帝啊,我要上大学了!我高兴得蹦啊、

后来我才知道,1978年高考报考的人数是610万,最后录取40.3万(含后来降低录取分数线扩大招生的部分),录取比例是6.6%。可谓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是我们临洮县龙门镇槐树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临洮县东川方圆数十里(当时有东二十铺、塔湾、窑甸、达金堡、站滩、漫洼等6个公社)恢复高考后至少三年中唯一考上大学的人。

10月初的一天,我接到了甘肃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正如上述录取在历史系。接着,我们一矿生产技术科地质组以罗佩伦工程师为首的全体人员设宴为我送行。席间,大家频频举杯。28日,雷云升技术员帮我找到了窑街水泥厂的一辆便车,把我从灶上打出来的以前节余的300多斤玉米面,连同我的全部家当,包括装有我全部书籍和记了日记的笔记本的木箱子及我自制的宽约0.8米、长约1.2米的案板,拉上前往兰州。到兰州后,我专程去临洮把那300多斤玉米面送给了我弟弟。那时的农村即使玉米面也没得吃的。

10月30日,沐浴着温馨恬静的阳光,迎着和煦轻柔的微风,我以新的身份迈进了甘肃师范大学的大门。从此,我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此际,我非常感谢曾向我伸出援手,帮我走到这一步的所有亲友,特别是我大表哥李茂春;我非常感谢伟人邓小平!是他给了我参加高考的机会;我也要感谢美好的命运之神,眷顾、恩惠于我;我也告慰双亲尤其蒙冤死于非命的父亲:你的儿子总算为你争了一口气!

光阴如箭,日月如梭。弹指一挥间,我已退休多年,两鬓斑白,年龄也近古稀。回首前半辈子,一路上跌跌撞撞,走过千山万水,但从“狗崽子”、“盲流”、“煤黑子”到大学生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让我唏嘘不已。特别是1977年冬天、1978年夏天的那两场高考,令我终生都刻骨铭心!我不禁想起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的:“苦难是人生的老师”;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说的:“现实是此岸,理想是彼岸。中间隔着湍急的河流,行动则是架在河流上的桥梁”;中国作家柳青说的:“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青的时候。”




作者简介:

张文琳(1952–),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甘肃省临洮县人。1982年西北师范大学(即原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88年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革命史研究生毕业,法学硕士。曾在宁夏、甘肃高校任教。在《民族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独立出版专著6部,合著1部(第一作者),参编著作多部;总发表、出版论著约400万字;成果获得省部级2、3等奖各一项;主持完成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2项,陕西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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