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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评论
贺绍俊:以现实主义度量当代小说四十年
发表时间:2018-12-20 21:10:27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贺绍俊

现实主义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讨论当代小说创作时,现实主义显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只要我们不带着情绪和偏见来看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40多年的小说创作,就会发现,现实主义的确是检视当代小说创作成果的重要标尺。小说的很多突破都是在重新认识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在40年的探索、突破、发展过程中,作家们逐渐卸下现实主义浓厚的意识形态外衣,在现实主义的叙述中融入更多的现代性意识,大大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能力。在创作观念越来越开放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现实主义在艺术表现上的无限可能性。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现实主义是最适宜于小说的叙述方式。现实主义遵循的是常识、常情、常理的叙述原则,这不是一个艺术风格或艺术观的问题,而是一种讲故事的基本法则。所以小说家进行革命,哪怕采取反小说的极端方式,革命可能带来艺术上的重大突破,但最终小说叙述还是会回归到现实主义上来(当然回归的现实主义与过去的现实主义相比已经有所变化)。


文学的复苏从恢复现实主义本来面目开始

改革开放使一度停滞不前的当代文学得以复苏和振兴,而这种复苏和振兴首先是从恢复现实主义本来面目开始的。在“文革”时期,现实主义被过度地从政治的角度加以阐释,从而使现实主义变得越来越面目不清。“文革”之后,文学界展开了持续的关于现实主义的大讨论。新时期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经常是从对具体作品的批评而开始的。比如1978年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发表以后,上海《文汇报》就围绕如何评价“伤痕文学”而展开了争论,由此又引发出关于文学应该“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争论,文学是“歌德”还是“缺德”的争论。在恢复现实主义精神应有之义的影响之下,一批紧密贴近现实、回应社会问题的小说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来,并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如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小说涉及“反右倾”扩大化、“大跃进”“反右倾”和“四清”运动,如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叶蔚林的《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等小说深入到人们的心灵世界去剖露社会历史的沉疴,如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王蒙的《悠悠寸草心》《蝴蝶》等表达了对党和人民的关系的反思和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如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陆文夫的《美食家》等小说延续了“五四”新文学中“国民性批判”的主题。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均张扬了作家基于启蒙理性的信仰,展现了现实主义的力量,为新时期文学开了一个好头。

现实主义深化了新时期文学的主题。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小说最大的主题。如谌容的《人到中年》第一次在小说中正面强调了人的尊严与价值。对于人性美的歌颂,则在爱情的领域里得到最集中的表现,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贤亮的《绿化树》等;新时期对“人”的呼唤还体现为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确立了一种反封建的自我精神。诸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作品不同程度地再现了非理性主义“自我”的生存世界和生存状态。


现实主义在重建意义中再显辉煌

中国进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时代,对现实主义文学提出了挑战。显然,那种完全形而下的叙事,是不可能真正再现这一现实的。作家们首先需要对时代特征作出新的意义阐释。于是现实主义文学开始了重建意义的探索。这个重建意义是建立在对时代的新的认知的基础之上的,它大大开阔了现实主义的叙述空间和叙述能力,也大大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

重建意义是建立在中国现实新的生活和新的社会形态上的。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活,作家们有一种热情拥抱现实的冲动。徐坤创作《八月狂想曲》的过程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遵命文学”的命题,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前夕,有关部门希望作家能为北京奥运会写一部长篇小说。徐坤接受了这一挑战。但她并没有将此当成一个应景的宣传任务,而是作为一次阐释中国经验的机会。她将北京举办奥运会置于中国崛起的时代大背景下,“打造青春中国的理念,给青春中国以激情”,塑造了一批年轻的建设者,他们在为奥运会建筑新的比赛场馆,同时也是在建设中国的美好未来。“中国经验”对现实主义作家来说尤其重要,所谓“重建意义”,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从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中找到自己的叙事。刘醒龙的《天行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部小说是写民办教师的。民办教师是中国教育事业在特殊阶段涌现出的一种现象。刘醒龙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关注民办教师,并对那些生活在艰苦环境中的民办教师充满了敬意。他怀着这一敬意写出了中篇小说《凤凰琴》,正是这篇小说,让一直默默奉献在山乡村落的民办教师站在了全国民众的面前。到了写《天行者》,则主要是一种思想的表达了,因为他对民办教师这一中国特有的现象作出了自己的思考。在他看来,民办教师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他通过自己的叙述,揭示出民办教师的历史价值。可以说,《天行者》是刘醒龙对民办教师这一“中国经验”进行长期思考的结晶。在刘醒龙写作《天行者》时,全国的民办教师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刘醒龙以他的小说为中国的民办教师立下了一块文学之碑,让人们铭记他们的历史功绩。

现实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反映了客观现实,现实主义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种处理现实经验的能力。我们对现实主义有一种误解,以为现实主义的作品最容易写,只要有了生活或者选对了题材就成功了一大半。岂不知,现实主义是一种最艰苦、最不能讨巧、也丝毫不能偷工减料的创作方法,它需要付出特别辛劳的思考才能触及现实的真谛,缺乏思考的作品顶多只能算是给现实拍了一张没有剪裁的照片而已。所幸的是,现实主义作为当代长篇小说的主流,仍然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首先来自作家的思想深度。以去年出版的三部小说为例:陶纯的《浪漫沧桑》、王凯的《导弹与向日葵》和卢一萍的《白山》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方法,而且三位作家都是军旅作家。我发现军旅作家在对待现实主义的态度上往往更加严肃认真,这是否与军队更注重铁的纪律与不能马虎敷衍的训练有关系呢?三位作家对军旅生活非常熟悉,也为创作做足了功课,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自己的思考。陶纯写革命战争有自己的反思。他塑造了一个特别的女性李兰贞,她竟然是为了追求浪漫爱情而投身革命,一生坎坷走来,伤痕累累,似乎最终爱情也不如意。陶纯在这个人物身上似乎寄寓了这样一层意思:爱情和革命,都是浪漫的事情,既然浪漫,就无关索取,而是生命之火的燃烧。王凯写的是在沙漠中执行任务的当代军人,他对军人硬朗的生活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也对最基层的军人有着高度的认同感。他不似以往书写英雄人物那样书写年轻的军人,因此小说中的军人形象并不“高大上”,然而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是与英雄一脉相承的。《白山》稍微特殊些,作者现在退役了,但他写的仍是军队生活,是他几十年军旅生涯的一次集大成写作。而且《白山》又明显地借鉴了现代派观念,有很多现代派的表现方式,但基本仍是现实主义写作。


既有现实主义传统也有现代主义传统

现实主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传统,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就与现实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文学完全不能适应社会的急速发展,一批思想者要建立起以白话文为基础的新文学,打的就是要紧贴现实的旗号。陈独秀明确提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在启蒙思想的引导下,“五四”新文学开创出反映社会人生、改造国民精神的现实主义文学新传统。现实主义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潮,有高潮,有低谷;有收获,也有挫折。但无论如何,现实主义始终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真实而又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现代革命的进程,奠定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核心位置。

上世纪80年代对于现实主义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指引下诞生的,至今仍在小说创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除了现实主义以外,我们还要看到现代主义对小说创作越来越强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随着现实主义成为主潮,因为各种原因,现实主义也被狭窄化、意识形态化、工具化,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它约束了文学的自由想象。这也正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学现状,因此当时寻求文学突破的主要思路仍然是从现实主义入手。这一思路又朝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为现实主义正名,恢复现实主义的本来面目;二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姿态另辟蹊径。后者带来了80年代的先锋文学思潮。先锋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基本上是西方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当代文学的冲击非常大,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作家,几乎都是从模仿和学习西方现代派文学开始写作的。但反现实的结果并非否定和抛弃现实主义,而是拓宽现实主义的表现空间。80年代的先锋文学实践,其先锋性是有具体所指的。余华、马原、格非、残雪等这些年轻的实践者完全以一种反叛的姿态进行小说写作,他们反叛的对象非常明确,那就是当时正统的、已成为人们习惯性阅读期待的所谓现实主义叙述的小说。他们反叛的武器同样也很明确,那就是西方现代派文学。毫无疑问,当年他们的小说给人们带来陌生感和新鲜感,尽管今天我们对这种陌生感和新鲜感已经习以为常,但当年这种陌生感和新鲜感不亚于给文坛扔下一颗重型炸弹,因为在这种陌生感和新鲜感的背后是小说观的颠覆性改变,新的小说观仿佛为小说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让人们看到了与过去不一样的文学空间。当然,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试验只是小范围的,客观地说,那些当时给人们带来陌生感的作品并不见得都是经典之作,也许这些作品因为开创性的意义而成为了文学史上必谈的作品,但它们在艺术上的幼稚和不足也是被公认的。然而不能否认它们从此起到了无可挽回的“破坏”作用,即对现实主义大一统的文学格局的彻底破坏,或者说,它打破了传统写实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终结了一个被政治权威控制着的小说时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从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80年代的先锋文学作为一次潮流已经过去,如今现代主义也不再具有先锋性,而是成为了作家们的家常便饭。但先锋文学潮流的影响至今未消失,因为先锋文学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这就是现代主义文学传统,这一新的传统也融入到了我们的文学之中。比方,被作为先锋文学的一些显著标志,如意识流、时空错位、零度情感叙述、叙事的圈套,等等,在9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一种正常的写作技巧被作家们广泛运用,现实主义叙述同样并不拒绝这些先锋文学的标志,相反,因为这些技巧的注入,现实主义叙述的空间反而变得更加开阔。现在我们的现实主义完全不是过去那种单一的写实性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开放型的现实主义,能够很自如地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衔接到一起。现代主义也不再把现实主义当成对立面来对抗了,那些先锋小说家也知道如何借用现实主义的长处和优势了。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现实主义作家笔下,还是在现代主义作家笔下,我们都能感受到现代主义传统在起作用。


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走向大会师

现代主义最初作为先锋文学的思想武器,强调了对现实主义的对抗性。但随着现代主义文学成为一种文学传统后,这种对抗性逐渐被淡化,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现代主义文学传统这两支队伍最终走向了大会师。

莫言的创作历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开始创作时明显受到当时风行的现代派影响,但他的创作基础仍是现实主义的,因此莫言在创作过程中会存在一个与马尔克斯、福克纳“搏斗”的问题,他说他那一段时间里“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逃离他们”。从写第二个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起,他有意要回归到现实主义上来。然而莫言此刻的现实主义已经吸纳了大量的现代派元素,呈现出一副新的面貌。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在授奖词中特意为莫言的现实主义文学创造了一个新词: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从这个新词也可以看出,莫言对于现实主义的拓展是引起海外读者兴趣的聚焦点。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的素材来自民间,民间故事和传说的特殊想象和异类思维嫁接在现实主义叙述中,开出了幻觉之花。更多的在先锋文学潮中涌现出的代表性作家进入90年代以后都出现了向现实主义转型的创作趋势。比如余华在这一时期写的《活着》就被视为转型后的作品。《活着》中的现实主义元素的确很突出,但小说明显保留着余华的文学个性,具有强烈的现代主义精神。这也说明,现代主义文学已经成熟起来,不再需要采取与现实主义对抗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存在,而是可以吸收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优势,让读者更宜于接受其现代主义精神的表达。

现实主义文学更是以开放的姿态接受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和渗透。在不少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都加进了一些超现实或非现实的元素。陈应松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因为常年扎根于神农架,那里神奇诡秘的环境使他对现代主义又有了一种亲近感,因此他的小说叙述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超现实的想象。《还魂记》的构思完全建立在超现实的基础上,作者采用亡灵叙事,让死于非命的柴燃灯灵魂返乡,通过亡灵的眼睛,作家能够更自如地揭露出现实世界中种种隐蔽和潜藏的不合理现象。小说通过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表达了这样一层主题:现实中的不合理和不公平才是必须彻底否定的“超现实”。孙惠芬在创作中一直坚持非常正统的现实主义叙述方式,但在《后上塘书》中她同样大胆借用了非现实的亡灵叙事,她让死去的徐兰以一个亡灵的身份去观察村里发生的事情。有意思的是,孙惠芬完全是以写实的叙述方式来处理这个亡灵的,因此她笔下的亡灵几乎没有超现实的成分,但它毕竟提供了一种特别的叙述角度,使全知全能的叙述更具有立体感。张翎的《劳燕》是将亡灵叙事与主题意境结合得最为完美的一部小说。小说的主要情节是一位女性阿燕在抗日战争的坎坷命运,有三个男人在她的命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她青梅竹马的恋人,一个是中美合作训练营的美国教官,一个是行医的美国牧师。作者是通过三个男人的视角来写这个女人的。女人在三个男人眼里分别是三种不同的身份。在她的未婚夫刘兆虎那里她是阿燕,而在美国牧师比利的眼里,她是斯塔拉,而美国教官伊恩则称她为温德。这样的构思已经很巧妙了,作者张翎更是巧上加巧,她以鬼魂叙事开头,让三个男人死后重聚,从而克服了写实性叙述在时空上的约束,亡灵打破的时空的局限,既可以追忆,又可以隔空对话,并进行事后的反思,三个男人超越时空表达了对同一位女人的爱与悔。小说主要还是依靠强大的现实主义细节描写完成了对一个伟大女性的塑造,是一种具有世界视野和人性深度的战争叙事。


创造更完美和完整的文学世界

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是作家把自己观察到的生活以及自己在生活中获得的经验,重新组织成文学的世界,这个文学世界既与现实世界有关联,又不同于现实世界,现实主义戴着理性的眼镜看世界,现代主义戴着非理性的眼镜看世界。当作家有了两副眼镜后,能看到世界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层面。因此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大会师,应该为作家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从而创造出更为完美和完整的文学世界。

张炜是新时期涌现出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伴随改革开放40年,一直坚定地走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奉献了《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但他并不拒绝现代主义思想资源,因此他的现实主义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如2018年初出版的长篇小说新作《艾约堡秘史》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又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可以将其称之为象征性现实主义。小说通过一座毫宅来写一位富豪,张炜赋予这座豪宅太多的象征意义,他花大量笔墨来写艾约堡这座毫宅,豪宅与富豪同为一体,写豪宅其实就是在写富豪,而象征性的表现方式才能更加透彻地揭示主人公复杂纠结的内心。艾约堡这个神秘而又封闭的建筑,作为淳化宝册的化身也就暗喻着当一个企业家把自己的事业做到特别庞大、足以富可敌国时,他们的内心会变得越来越隐秘,张炜就像一位心理分析师一样走进艾约堡,小心翼翼地启开淳化宝册的心扉。透过这个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我们也感受到了时代一步步走过来的足迹。淳化宝册首先是一个平民化的“当代英雄”。淳化宝册作为“当代英雄”的另一质地就是荒凉病。荒凉病,这是张炜在这部小说最令人叫绝的神来之笔。所谓荒凉病其实是淳化宝册的心理出现了问题。当巨大的力量将淳化宝册推向经济帝国的最高位置时,他也就逐渐褪去了平民化的质地,他被强大的欲望、权力、争斗所包裹,一颗平民化的心从此没有了着落。张炜重点写了淳化宝册的一次自我救赎的努力。

叶兆言被认为是新历史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他处理历史的方式深受现代主义影响。他始终以历史为写作对象,但他的历史叙述越来越趋于写实和客观。如他的新作《刻骨铭心》写南京民国期间的历史,写的都是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写他们的情感生活和他们琐碎的人际交往,小说涉及许多重要的历史大事件和大人物,比如北伐战争、西安事变、南京大屠杀等等,但他并不是简单地复述历史,因此他在讲述历史故事前特意安排了讲述现实故事的第一章,这一章以第一人称叙述讲了两个现实的故事,与后面的历史故事毫不搭界,但正是这样一种错位式的结构,使读者在进入历史之前先背上一个现实的包袱,让你在阅读历史时会不断联想起现实的故事,逐渐发现历史与现实的若隐若现的关系。

另一位现实主义色彩更纯正的作家张平,最近出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重新生活》,从这部小说可以看出,他怎么在思考现实方面寻求突破的。反腐是张平最擅长写的题材,但这次他换了一个视角,他不是从正面表现反腐斗争,而是从侧面入手去追问腐败的社会依存性。因此张平将视线转向了腐败官员的亲属们,写腐败官员被抓后对他们带来的影响。张平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当下的社会现实,认为我们的社会生态有问题,普遍存在着一种纵容腐败的社会风气。如同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无论是学校的校长,还是年轻的班主任;无论是做房地产的经理,还是小饭铺的老板,他们都费尽心机要沾上一些特权的光,从腐败官员那里获取一点好处。这是一种平庸之恶泛滥的社会生态,令人担忧的是,人们一方面反感平庸之恶,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身陷平庸之恶之中。因此要彻底反腐败,就必须将平庸之恶这个温床和保护伞彻底捣毁。而捣毁平庸之恶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伸出自己的手。毫无疑问,这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严肃思考,同时在这样的思考之中又闪烁着现代意识的光芒。回首40年,可以充满自信地说,中国当代小说无愧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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