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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视点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文学与时代学术报告会综述
发表时间:2018-11-26 13:21:34       来源:文艺报       作者:焦子仪

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和上海戏剧学院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40周年文学与时代学术报告会于近期在上海举办,栾梅健教授主持会议,王安忆、陈思和、程光炜、丁晓原、文贵良、周玉宁、张新颖等作家、学者,围绕“文学与时代”的主题,深入探讨了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创作现状和未来文学的发展方向。

作为同时代的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的稳定发展为职业作家的出现打下基础,作家持续性写作在这一时期成为可能。她认为,新时期文学承继了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小说承担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呈现出对民众的救赎、对现实的批评。同时,新时期文学存在类型小说缺失的问题。长久以来,主流文学中的民众形象往往是被启蒙、被教育的,以鸳蝴派、海派为代表的世俗化表达被排除在外,这条脉络的中断很可能导致小说讲故事的传统走向消亡,影响到中国类型小说的发展。在过去40年的文学实践中,作家往往以丰富的经验来持续叙事,而当下的知识分子高度学院化,小说从世俗的叙事活动转化为被研究、分析的对象,因此面临着故事责任缺失的危险。脱离日常的叙事难以引发共情,这是当下文学创作面临的困境之一。除此之外,市场也影响着文学的发展,王安忆肯定了市场对社会精神的评估价值,同时指出市场的评估过于直接,新的类型往往无法充分发展就被舍弃;国际奖项评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则是值得警惕的,其评判并非仅考量文学因素,其中不乏西方对古老中国的索取式想象,作家的创作不应为之左右。

评论家陈思和以文学史家的角度梳理了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和意义,他以卢新华《伤痕》的阅读和接受为例,回顾了《伤痕》从被批判到被肯定直至引发“伤痕文学”思潮的过程,指出当时的文学创作或许无意间触动了时代的痛点,民众心中难以描述的、对时代的模糊认知由此爆发出来,文学率先讲述了整个时代。他认为,新时期文学不是作家个人完成的,是与整个社会结合起来完成的,是一种时代精神的爆发。1985年后的文学则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原本水乳交融的政治和文学开始分离,作家们在自己的领域里向着形式和审美不断探索,为9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走向成熟打下了基础。寻根文学作家群中,一批坚持写作的作家继续扎根各自熟悉的地域,并将政治、文化、历史、作家自己的成长和对世界、对当下的看法慢慢融入到作品中去,他认为,这是形成作家个人风格所必不可少的。他同时呼吁,青年学者对当代文学的美学规范应当有所研究,要敏感地察觉到文学需要新的生命、新的力量,研究同时代的文学,把这个时代人们最需要的东西揭示出来。

梳理了40年文学创作的影响因素和发展历程后,评论家程光炜、丁晓原、文贵良分别以新时期作家的阅读资料、报告文学的成就、翻译文学的接受与影响等角度,还原40年文学书写现场。程光炜就新时期文学承继的传统作了更细致的梳理,他认为贾平凹、王安忆、张承志、铁凝等新时期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沈从文、汪曾祺、孙犁等人的影响。从知识结构来看,十七年文学发展的不成熟、西方作品与中国读者的文化隔阂,促使新时期青年师法现代作家。贾平凹在《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中提到他初次阅读沈从文作品时的讶异和欣赏,王安忆对汪曾祺、铁凝对孙犁也有类似的情感表达。这种审美趣味也与当时“去政治化”的文学氛围有关,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对冷门作家的挖掘,使得新时期青年作家更容易注意到比十七年文学更为抒情、优美的对地方题材的吟唱,这些作品在一个历史大动乱结束的间隙,巧妙地迎合了当时青年的审美趣味和心理需要,并最终反映到他们的创作实践中。铁凝的《哦,香雪》洋溢着荷花淀派小说的特殊气味,王安忆“归于平淡”的小说笔法,也有汪曾祺风格的痕迹。梳理40年作家的创作与现代文学家的关系,可以回应一代青年作家的创作成长史和心灵秘密。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丁晓原剖析了报告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丁晓原认为,报告文学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改革开放之中,作为舆论风向推动着变革的发生;同时报告文学承担着“史记”功能,记录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从细部和宏阔的有机结合中,具体生动而富有典型性地展示了农村与城市,农业和工业各地各方面,由改革而生成的可喜变化。同时,报告文学直指社会症结,如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是最早反映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的报告文学,诗人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是最早反映中国森林危机、呼唤生态保护的优秀报告文学。在新世纪,报告文学的书写也反映了作家对时代内在矛盾的敏感和警惕。梁鸿的《梁庄》系列、长江的《直面北京大城市病》,分别对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凋敝和城市问题进行记录和反思。他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时代文体,展现着辉煌和行进中的艰难,这是40年报告文学最基本价值之所在。

评论家文贵良从翻译文学的角度梳理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现状,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作家对翻译作品的接受和新时期文学“走出去”的问题,回应了中外文学关系的议题。他认为,当下创作者吸收外来经验的程度仍有待考察,但不可否认,翻译文学的数量呈现递增趋势,翻译者也从作家、翻译家双重兼任转向专职。同时,在新时期文学对翻译文学的引进上,引进内容由最初的以文学家的审美趣味为基准,慢慢转向市场导向,这对于当下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利弊兼有的。改革开放后,中外文献交流中比较突出的是中国作品的翻译,当代中国作家和外籍华裔作家促使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活跃。中外文学的交流有爆发期和延展期,在一个长期的沉闷后,可以期待另外一个新的元素出现触动文学界。

这次论坛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学发展进行了充分而丰富的阐述,他们认为,这40年来的文学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成就和精神激励,在近百年文学发展中占据独特而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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