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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评论
唐明映:符号化的北岛:在没有英雄的时代,只能做一个英雄
发表时间:2016-05-29 10:04:43       来源:中国梦文学网       作者:唐明映


符号化的北岛:在没有英雄的时代,只能做一个英雄


唐明映


摘要:作为80年代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北岛极具穿透力和反叛性的诗句在造就诗人难以企及的传唱度同时,也造就了诗人“社会正义和良知的代言人”身份。无论是公众接受,还是学界对北岛的研究,往往都从政治视点加以考量,而对北岛的诗学本身鲜有关注。在没有英雄的时代,北岛不得不成为一个英雄。去国以后,北岛诗风与诗艺上都呈现出与去国之前迥异的面貌。然而,北岛作为“社会正义和良知的代言人”的符号不仅没有弱化,某种意义还被进一步强化。本文试图以北岛诗歌文本为基点,以90年代末20世纪初为阐释场域,考察复归大陆视野的北岛如何承袭了以往的阅读期待,被进一步符号化的文化现象;透视北岛的域外写作在语言探索层面被遮蔽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并进一步指出对北岛符号化解读背后所潜藏的新诗困境。

关键词:北岛,符号化,域外写作,新诗困境

 

北岛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中无从绕开的名字,面对这位80年代朦胧诗“首席诗人”,一个看似简单却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当我们谈论北岛,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悖论在于,北岛“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式极具历史穿透力和反叛性的诗句造就了迄今诗人难以企及的传唱度,也造就了遮蔽诗人身份的“社会正义和良知的代言人”身份。无论是公众接受,还是学界对北岛的研究,肯定抑或否定,往往从政治视点加以考量,“虽然作者力图在诗歌形式上向‘纯粹的诗’锐意进取,但他巨大的人格形象给读者造成的阅读期待,还是在社会批判方面。北岛成为被不同时期的诗学家作为参照物的存在。眼下复杂的社会压力,迫使人们难以将他还原成一位纯粹的诗人来论述。”一定层面上,北岛被简化为一个符号:当我们谈论北岛,我们谈论的是作为“社会正义和良知代言人”的反叛“英雄”。虽然诗人在早期诗歌中宣称“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事实却是,在“没有英雄的时代”,诗人不得不被塑造成一个英雄。

去国之后,北岛诗风与诗艺上都呈现出与国内写作迥异的面貌。90年代末,北岛复归大陆学界的视野,然而北岛作为“社会正义和良知的代言人”的符号不仅没有弱化,某种意义还得以强化。笔者试图以北岛诗歌文本为基点,将其置入90年代末20世纪初的文化场域,指出复归大陆视野的北岛如何承袭了以往的阅读期待,被进一步符号化的文化现象,审视北岛的域外之作在在符号化解读下诗歌技艺和深入汉语核心的探索方面被遮蔽的命运,并进一步指出对北岛符号化解读背后所潜藏的新诗困境。

 


一、反叛者的再反叛:被“政治性”遮蔽的作为“诗人”的北岛


对于诗人北岛,一个“被国家辞退的人”,1989—1995年间七国十五家的辗转迁徙,给诗人增添的恐怕不止是传奇色彩,还有难以抹去的英雄悲情,以至于诗人海外创作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即以“在天涯”命名。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里,这个暗示时间与空间无限延伸的意象,往往还有一个固定的搭配:“断肠人”。正像所有的“少小离家”的“断肠人”,当北岛的域外之作90年代末20世纪初辗转重新进入内地少数人的阅读视野,“笑问客从何处来”成为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和北岛早期《回答》《一切》《宣告》式的代表作相较,北岛的诗歌此时已然从朦胧转向晦涩,从崇高、冷峻诗风转向超现实主义的梦境与讽喻:“我把影子挂在衣架上/摘下那只用于/逃命的狗的眼睛”(《夜归》)“倾心于荣耀,大地转暗/我们读混凝土之书的/灯光,读真理”(《新世纪》)。这种转变在大陆遭到了迟到的质疑,许多人认为北岛流寓期间诗风的转向是意识到“政治对诗歌的伤害”后,向纯诗修炼者的转化,使其“面对现实、处理现实的品格和能力弱化,甚至丧失”。甚至于认为告别了“英雄主义激情”和“沉思”后的北岛“后期的诗歌写作正走向枯竭”,抽离“政治性”从“命定角色”里逃离的北岛“自然逃不出命运的导引,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与国内批评者的失落姿态相对照的,是西方的汉学家们对北岛的去“政治性”的溢美之词:宇文所安认为“从另一个角度看,北岛和他同辈的一些人代表着中国当代新诗的一种可喜变化——诗不再是狭隘和浅层意义上与政治纠葛的文本,”并表示“西方读者会喜欢北岛诗中非政治性的一面,认为这个层面表征了‘世界诗歌’应有的广度” 。

 值得审视的是:中西不同视野下貌似南辕北辙的看法,对北岛去政治性化的否定抑或肯定,似乎都侧重于从语言和非语言之间的关系加以审视。如果说西方的解读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色彩:“在第三世界诗人的作品中读出了‘政治’是因为他们只想在其中读到政治。”“他们用以描述一个中国诗人与西方世界之联系的个人话语,是文化上的优越感、权力和时尚共同塑造的集体话语。”那么,复归大陆视野的北岛在国内所遭遇的冷遇,则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与西方话语的同谋,无论这种同谋是身份认同困境下对西方话语的不自觉迎合,还是80年代对北岛阅读期待的沿袭,北岛又再次被符号化了。

暂时抛去北岛是否因“去政治化”而丧失对现实的介入能力的问题不提,对北岛的政治性阅读值得商榷的是,这种审视遮蔽了北岛作为诗人在汉语诗歌技艺和语言探索层面上的努力,似乎只有“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没有别的选择”(《结局或开始》)式的英雄主义,才是北岛的正确打开方式。事实上北岛的早期诗歌也并非只有一种声音,而是多层面多声谱的合奏。早在1978年,北岛便直接表述过自己的纯诗立场:“所谓纯,就是不直接涉及政治,当然不涉及是不可能的……政治毕竟是过眼云烟,只有艺术才是永恒的。……应该扎扎实实多做些提高人民鉴赏力和加深对自由精神理解的工作。”《迷途》《睡吧,山谷》《走吧》等作品都有意在纯诗化的道路上进行探索,并在诗作中不断尝试戏谑、反讽等现代诗歌手法,遗憾的是这些诗作并没有像《回答》《宣言》一类作品被快速经典化,得到学界和公众的广泛认可,即便诗人力图让体抒情与集体审美经验在诗中走向交融:“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我也绝不交出这个夜晚/我绝不会交出你”(《雨夜》),人们跟随阅读期待走向了“枪口“、”血淋淋的太阳“、“自由”、“青春”的集体记忆,“雨夜”里“我”“揉着你的头发/揉进花的芳香和我滚烫的呼吸”式的个体抒情在阅读中被自然而言地剔除了。

更进一步说,北岛出国后语言的变革不过是基于早期语言变革的进一步推进。早期一系列充满力量的作品无疑是语言、形式上对革命话语的大胆反叛,北岛早期诗歌所具有的反叛性与质疑思想正是通过语言层面上的反叛才得以呈现。我们可以将北岛的《回答》与革命话语下的诗作做一个比较:

 

冰川纪已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如果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

一千零一名。                      

                                                                                          ——《回答》   

                              

赶上英国只需要十五年,农业纲要七年就可实现;

一个大跃进连着一个大跃进,英雄气概可以覆地翻天。

看吧,要把珠穆朗玛铲平!

看吧,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

劳动人民历来就是创世主,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严。

                                        ——郭沫若《迎春序曲》


以曾写出《女神》的郭沫若来对比,笔者无意在文人骨气问题上多做探讨,只是为了说明当时诗坛所充斥的革命话语具有怎样的绝对地位。在革命话语的巅峰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止十几岁的红卫兵,连沈从文、顾准、顾颉刚等自由知识分子的日记中也充斥着这样激进昂扬的革命话语,“赶上英国只需十五年”,“要把珠穆朗玛铲平”,抒情个体“我”让位于“我们”,充斥着简单粗暴的英雄主义和所谓政治豪情的诗句正是当时诗歌的主流。这并非简单的文人骨气问题,“文体成了一种隐喻,要不要进人毛文体写作也成了一种隐喻—对知识分子来说,在毛文体和其他语言之间做选择,成了一个要不要革命的问题”。“个人”在面对集体的“洪流”时,拒绝则意味着对话语权威的冒犯。正如李陀所言:“这不是一般的写作,而是毛文体的转述、复制和集体生产。”在此语境下审视北岛的《回答》,作品的历史意义有力地凸显下来:“我不相信”式一字一顿式的否定、“卑鄙”与“高尚”强烈对立以及“冰川”“死海”等意象构建的朦胧隐喻,以“我”而不是“我们”作为抒情的主体,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无疑都指向对僵化语言体制的全面悖离和语言的自我解放。一平对此曾有过中肯的评价,“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其颠覆了权力对语言的操纵,恢复了汉语的人文情态和诗歌语言。”

对于北岛后期诗歌语言转向晦涩,同样有过流寓经验的诗人宋琳有过如下阐释:“域外写作者首先是克服失语症的努力,在非母语环境中,原有社会的压抑突然消失,代之以日常的损耗,注意力也随之从外视外听转向内视内听,由此就出现了晦涩。……北岛诗的碎片化不可能与他不断的颠踬没有关系”,事实上,北岛对自己诗歌语言的转向并非没有自我反省:“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从这一角度来说,北岛出国后的创作对早期诗歌语言的再次悖离,即可以看作是有意识的反叛,也可以看作国内写作某种层面上的深入。“漂泊的好处,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获得更复杂的调整,因而需要调整立场,对任何权力与话语系统都保持必要的警惕”。我们可以以北岛去国后一系列无题诗的语言为例:“钟表内部/留下青春的水泥”(《无题》);“你必忍受年龄/守望田野”(《无题》);“人们赶路,到达/转世,隐入鸟之梦”(《无题》),意象的破碎压抑、句式的自由拼接,蒙太奇的闪回和对潜意识的捕捉,让北岛的诗歌语言呈现出压抑、含混的风格,与早期《回答》式的透明和急迫拉开明显距离。作为中国古代抒情传统以晦涩朦胧著称的一脉,“无题”本身意味着拒绝透明,也拒绝单一视点,这一形式被去国的北岛挪用至现代诗歌并大量写作,本就是立场的彰显。北岛“清楚地锁定个人与社会的界限,拒绝阻止外部社会进入,持守个人的孤立。”北岛的流寓写作比早期诗歌更彻底地走向了对政治话语的反抗。英雄并未退场,英雄只是失路:更深刻的反叛已经失去了反叛诗学赖以存活的时代土壤。

就此而言,对北岛的政治性性解读在遮蔽诗人身份的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遮蔽了北岛作为诗人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是通过写作成为同时代人的代言人和见证者,还是相反,成为公共政治的旁观者和隐身人,这问题贯穿北岛几乎所有的作品”,就此而言,北岛也不可能被简单的符号一言概括。笔者尝试在下文中从诗人90年代域外写作的“时间”书写层面,尝试进一步对北岛去符号化透析。

 


二、“时间”书写:失效的“反传统”标签


   “诗歌英雄”的符号总是轻而易举就将诗人与“反传统”捆绑在一起,但“反传统”这个概念多大程度上对北岛后期诗歌写作适用,仍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审视北岛后期写作,正如诗人所宣称的“传统就像血缘召唤”,北岛后期诗歌呈现的更多的是走向中国传统诗歌的复归,并试图融中西诗学一体,“加入并丰富这一传统”。这或许和诗人的域外处境有关:“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即他被推离了母语,他又在向他的母语退却。开始,母语可以说是他的剑,然后却成了他的盾牌,他的密封舱。他的流亡中与语言的那种隐私的、亲密的关系就变成了命运。甚至在此此前,它变成一种迷恋或一种责任。”,也正因为如此,在退回自己的母语的过程中,诗人对自己的母语有了更深刻的体认。

    除却上文已经论述过北岛对无题诗这一古典诗歌传统的现代演绎,真正凸显北岛后期诗歌这一意图的,该是时间主题深入挖掘。从孔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式的淳朴,到两汉之际《古诗十九首》“人生寄一世,奄忽如飙尘”般的醇厚;从“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到“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歌咏岁月年华一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主题,陈世骧先生论中国诗,则言:“诗中的时间感是最感人的”。古人将时间视为如水如月般易逝又永恒的存在,伤春悲秋、乐生忧死,中国古代的诗人在此主题上回旋徘徊,又不断依此酿制新酒,从而构建了漫漫数千年的抒情传统。时间主题在北岛的后期诗作里遽然增多,仅从诗题上可看出的就有:《晚景》《此刻》《纪念日》《岁末》《四月》《新世纪》《夏季指南》《这一天》《二月》《新年》……如果说“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那“无端”二字是华年已逝的无尽怅惘,“春花秋月何时了”是古代对循环时间观念的体认,北岛的诗歌,袭用古典传统里经典意象的同时,则更多了“现代性”的焦灼与紧迫,“时间”往往被北岛置于广阔或是奇诡的“空间”内加以审视:“一连串的失败是捷径/穿过大雪中寂静的看台/通向老年的大钟“(《背景》),“大雪”与“看台”在“穿”的动作修饰下构成阔大冷寂的审视空间,“老年的大钟”则满溢拟人化的情态下的衰败气息,时间的有限性和空间的无限性在这里带着别样的冷峻与沉痛。谁在日子的裂缝上/歌唱,水变苦/火焰失血/山猫般奔向星星,必有一种形式/才能做梦(《二月》),“日子的裂缝”在这里指向“梦”的逃逸。而“水变苦”“火焰失血”“山猫奔向星星”的奇诡想象毫无疑问指向“语言中漂流”的冷冽。这显然和古人伤春悲秋的感发传统保持着距离。

李欧梵在《现代性的追求》中指出:“西方启蒙思想对中国最大的冲击是对于时间观念的改变,从古代的循环变成近代西方式的时间直接前进——从过去经由现在而走向未来——的观念,所以着眼点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从而对未来产生乌托邦式的憧憬。这一种时间观念很快导致一种新的历史观历史不再是往事之鉴,而是前进的历程,具有极度的发展(develoment )和进步(progress)的意义;换言之,变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必须澄清的是,北岛的域外诗学并不指向对这一新的意识形态的附和,而恰恰走向了相反。我们在北岛的域外之作里读到的往往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悲情的抵抗姿态:“一只蝴蝶翻飞在/历史巨大的昏话中/我爱这时刻/像晾衣绳通向过去/和刮风的明天”(《逆光时刻》),“门在抵抗岁月/丝绸卷走了叫喊”(《无题》),“从一年的开始到终结/我走了多年/让岁月弯成了弓”(《岁末》),“他对所有排队/而喋喋不休的日子/说不”(《不》)“学会虚度一生/我在鸟声中飞翔/高叫永不”(《晨歌》),无论是“一只蝴蝶”的逆光还是门对岁月的抵抗,以及我用“多年”时间“让岁月弯了腰”指向的都不是对时间的线性化的接纳,《不》与《晨歌》“高叫永不”“虚度一生”则正是不接纳姿态的誓词。李欧梵进一步认为,时间的线性化与现代性,与“为什么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把历史道德化,把进步的观念视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把现实主义作为改革社会的工具,把个人与集体逐渐合面为一,而最后终于把‘人民’笼统地视为革命的动力和图腾”有密切关系。就此而言,北岛的时间性主题的凸显的却是李欧梵这一反思的继续深入。在遭遇过文革这个“现代性”怪物与80年代话语场的洗礼后,北岛的转向值得更深入的探究而非在“政治性”与“非政治性”层面纠缠不休。

进一步审视北岛对于“词”与“书”的书写或许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讨问这个问题。如果说北岛去国后“时间”书写是一种有意识的彻底反叛,那么,北岛别有意味的“词”与“书”的书写,则是北岛以语言本体诠释对生命个体与历史关系的深刻体认的尝试:“词的流亡开始了”(《无题》)“打开那本书/词已磨损,废墟/有着帝国的完整”(《写作》)“词滑出了书本/白纸是遗忘症”(《问天》)“翻飞的书搅乱了风景/太阳因升起而得救”(《创造》)“一个词消灭了另一个词,一本书下令/烧掉了另一本书/用语言的暴力建立的早晨/改变了早晨/人们的咳嗽声“(《早晨的故事》)”“从写作的漏斗中/有人被白纸过滤:/一张褶皱的脸/险恶的词”(《转椅》),“历史不拥有动词/而动词是那些/试着推动生活的人”(《哭声》),与其说字、词、句与书构建起一个语言的帝国,不如说北岛尝试以语词的戏拟对生命个体、社会与历史间的张力展开整体思考。语言暴力可以“改变人们的咳嗽”,“人、社会、历史在这里被文本化了。语言内部的暴力与历史的暴力在诗歌层面上同构。“词滑出书本”与“一本书下令/烧掉了另一本书”式触目惊心的个体经验与记忆被转化为个体诗学。北岛的诗歌一再被指认诗风晦涩,原因之一恐怕还在于“词的流亡”远离了个体共同的生命体验。诚如刘小枫先生:“流亡的话语形式,是个体言说个体自己,而非个体言说整体。”但“集体记忆作为潜在的普遍经验是通过个人记忆的怀旧式反思来构建的,个人记忆是对集体遗忘的最后的抵抗。”就这个角度而言,以“词的流亡”自审自己的“孤立之境”,无异于“纯诗”表象下隐蔽的政治书写,这也呈现了北岛个体诗学的复杂性。诗人“在天涯”归期难觅的里程,正是在时间的沉潜中,从“正义代言人”的身份桎梏自我抽离,还原诗人身份的历程。并且在写作中告别了青春写作的急迫,转向了内在的沉潜。

某种层面上,诗人已走得比批评更为深远。北岛在接受唐晓渡访谈时的这番剖白或者可以视为北岛对古典传统的重新考量:“传统博大精深与个人的势单力薄,就像大风与孤帆一样,只有懂得风向的帆才能远行。而问题在于传统就像风的形成那样复杂,往往是可望不可及,可感不可知的。”事实上,诗人的海外写作同样“可感而不可知”地参与到中国诗学传统的构建中来,并为新诗的主体性多层面构建起到了很好的助力。

   

 

三、新诗的潜在困境:记忆重塑与“错位”


作为80年代朦胧诗“首席诗人”,北岛在90年代进一步被符号化,实际上正是90年代诗歌主体构建过程中自我焦虑的某种表征:对诗歌秩序和诗歌话语权利的渴求,在世纪末的中国急切地显现出来。换言之,90年代末的中国诗坛并不需要一个诗人北岛,需要的是一个作为80年代符号的北岛,这正好反映出新诗的潜在困境。

“80年代诗歌团体那种强调整体的诗派的崛起,强调诗人以流派的方式为自己命名,注重群体性的写作,在90年代已经失效了”,站在诗人个体写作的角度,如欧阳江河所概括的:“我们在写出的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构成了一种中断,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80年代门派林立,各张旗帜的繁华“诗歌大展”,在90年代走向彻底的分崩离析,诗人们不再需要宣言也不再背靠主义,而成为仅仅关注当下生存状态个体写作。“诗意乌托邦”转向“生存当下写作”,商品大潮的挤压和世俗化的人生将诗人推向一个艰难的深刻。诗人戈麦所写下的诗句几乎就是谶言:“帷幕后面,神在打牌”,1991年,诗人戈麦自沉于万泉河,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虽然“背靠虚无只是自杀身死的充分条件而已,而不是唯一条件,更不是唯一选择”,但诗人之死确实将这个价值凋零和生存意义的失落的空无时代显现出来。更沉痛的体验在于,这是一个诗歌比诗人更多,诗人之死比诗歌更引人注目的时代,诗歌在文化空间内成为一个密闭的空间,写作如罗兰巴特所言,变成一个“不及物动词”,中国以文学介入现实的传统,从未遭遇过如此的危机:“在当今中国,写作与权力已经脱节了。我们不大可能像中国古代文人那样在历史话语的中心位置确立自己的独特声音,那个叫做权力、制度、时代和群众的庞然大物会读我们的诗歌吗?以为诗歌可以在精神上立法、可以改天换地是天真的。”

我们或许需要把从90年代末诗坛延伸至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尖的论争作为理解北岛进一步符号化的背景。在诗歌日益边缘化的时代,诗坛众多重要诗人评论家深度参与的站队划线的论战显得有些尴尬。如果这是一次吸引众多读者关注和媒体炒作的诗歌运动,那么,这恰恰说明了90年代诗歌所处的尴尬处境。在诗歌丧失对时代言说能力的时代,诗人们内部争取话语权力的运动如火如荼,正如周瓒所言:“80年代‘他们”和‘非非’的批评多来自诗歌批评界,而90年代末的论争则发生在诗歌内部,诗人群休之间。这种差别正好也说明了诗人在80和90年代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经历的身份变移与认同的尴尬。”

就此而言,80年代的北岛作为一个“错位”的英雄在世纪末不断被强化身上的标签自在情理之中。在一个以知识分子世俗化、主体消解、大众文化火热为表征的90年代,恰恰让刚刚过去的80年代的精英色彩与启蒙特质凸显无疑。记忆的过滤作用更毋庸置疑,人们总是愿意看见自己所想看见的。80年代刚刚逝去,缅怀就已不可避免。人们需要在80年代理想主义和精英主义色彩的缅怀中,寻找迷惘的破解之路。正像像杨庆祥在《文学史的多重面孔》一书中指出的一样,80年代被“本质化”、理想化地塑造成一个整体:“而忽略了其内部的张力和多种面向。另外一个更加严重的倾向,进入本世纪以来,在一些著作和媒体的推动下,“80年代”包括“80年代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带有“怀旧”气息的“大众消费品”。换言之,80年代在90年代以来的话语场中被记忆重塑了。试想,还有什么比一个本就贴着英雄主义标签的符号更容易进一步在记忆里强化?还有什么比北岛这样直接表征80年代特征的诗人更适合作为缅怀的?虽然此时读诗已不再是一件时髦的事,诗人一呼百应的时代也已经近乎神话,虽然此时的北岛已然成为一个“空泛的能指”,人们热衷的,只是像谈论明星的打扮一样谈论北岛在国外的获奖,在什么活动现场出席演讲。但北岛无疑是80年代不可回避的集体记忆。

与其说90年代北岛的域外写作被悬置了,不如说身处80年代诗歌话语中心的北岛被凝固了不再流动,“被加速度地经典化的同时,也被焊死在人为设计的当代诗歌发展框架的某一点上,成了诗歌不断超越自身的一个证明,更准确地说,一件祭品。” 就此而言,唐晓渡的判断精准得有些残酷:“从一开始就是最为耀眼的一个,但或许也因,此注定成为受成见侵害最深的一个”。

怀旧情绪本身即是对9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困境的焦虑和回避,在转型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并延续的此刻,如何从泥淖中挣扎上岸或许才是当下该思考的课题。某种意义上,以北岛这“错位”的英雄来反拨当下诗歌写作的无力、自我与虚无,照亮未来写作,或许不失为一个值得尝试的药方。就此意义上,王家新早年警醒的质问仍未失效:

那种非历史化的抽象写作或不及物写作纵然可以把某种诗歌写到纯之又纯的程度,但它们能否和人们当下的生存及语言经验发生一种切实的摩擦?换言之,能否和目前中国社会及知识界的“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发生一种深刻的关联?

如果说“北岛所开辟的道路过早地被后起的诗人切断了”,此刻无疑正是衔接道路的重要时刻。



四   结语


北岛在一首题为《黑色地图》的诗中如此写道:“我回来了——归程/总是比迷途长/长于一生”(《黑色地图》),对于北岛的诗歌境遇而言,这近乎一语成谶。以政治性的视角将一个诗人变成一个干瘪的诗歌英雄的符号,则无从触碰一个诗人的血肉和灵魂。这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并不公平,也非诗人本身所乐意的。面对《蕉风》的编辑,北岛如此说道:“作家就是作家,存在着好的作家和坏的作家,不能用一个政治符号或外在符号改变他写作的性质。”而从语言的反叛性角度还原诗人语言的手艺人身份,并将北岛后期的诗作视为对早期诗学的延续和诗学上彻底解放出来,尤其需要对北岛“时间”书写和历史反思有所剖析。北岛符号化的现象映射了90年代新诗的困境,同时也是北岛自身经历的困境。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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