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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评论
王士强:个体风格的探索与生成——论北岛1970年代的诗歌
发表时间:2016-05-29 09:39:07       来源:中国梦文学网       作者:王士强

个体风格的探索与生成

——论北岛1970年代的诗歌


王士强


北岛成名于1980年代前期,一般被认为是一位“朦胧诗人”,而实际上,他的许多“朦胧诗”作品是写于更早的1970年代,只不过是到了80年代才得以公开发表,1970年代是北岛探索和形成自我诗歌之路的过程,也奠定了其此后诗歌的基调。本文拟以北岛1978年10月的自印诗集《陌生的海滩》和发表在老《今天》杂志(1978-1980)上的诗歌作品为主,考察其在1970年代的诗歌创作。由之,我们可以看到其个体化的风格在这一时期即已基本形成,也可以看到一位处于艺术学步期的写作者从稚嫩走向成熟之成长、转变的过程。


一、“浪漫”与“现代”:过渡、转化与共存


按北岛自己的说法,他“真正开始写诗”是在1972年,这一时期其诗作的风格确如宋海泉所形容的,具有“清秀的气韵”、“清新秀丽”,有较明显的浪漫主义特征。比如写作于1972年的《你好,百花山》《五色花》《眼睛》《我走向云雾中》《真的》《云呵,云》等,大多以自然、平和的目光打量外界,抒发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情感,较少矛盾与对抗性,比较柔和、纯真。这在当时革命话语一统天下的状况下出现,的确能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其《五色花》:“在深渊的边缘上,/你守护我每一个孤独的梦,/——那风儿吹动草叶的喧响。//太阳在远方白白地燃烧,/你在水洼旁,投进自己的影子,/微波荡荡,沉淀了昨日的时光。//假如有一天你也不免凋残,/我只有个简单的希望:/保持着初放时的安详。”这样的诗“自然性”更强而“社会性”稍弱,感情态度上也是“安详”、平静的,其中有热情(但并不外露),有忧愁(但欲说还休),个人主体突出,单纯、统一而没有内在的矛盾性,具有比较明显的浪漫主义特征。我们再来看一首他较早的作品,这是写于1973年的《微笑·雪花·星星》:

一切都在飞快地旋转,
只有你静静地微笑。
从微笑的红玫瑰上,
我采下了冬天的歌谣。
蓝幽幽的雪花呀,
他们在喳喳地诉说什么?
回答我,
星星永远是星星吗?

这首诗有一定的“童话诗”色彩,意象飞扬灵动,主体天真无邪,有一定浪漫主义的成分,同时主观性非常强,跳跃性较大,意象之间的联系比较模糊、多义,因而也有一定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的因素在其中,艺术构成上是多元而复杂的,不过其“情绪”虽然也有少许的疑问、疑惑,总体基调确是明朗、“健康”的,与后期的冷峻、绝望、痛苦相比,它有着更多的浪漫特质。

可以说,和被北岛称为“启蒙老师”的食指一样,北岛的早期写作也有着较多的浪漫主义成分的,他的许多作品在抒情方式、分节、押韵等方面都与食指诗歌很相近。不过和自己的“老师”一直未真正脱离浪漫主义写作的窠臼不同,北岛在此后向“现代主义”的转变是更完全、更彻底,在此后的“朦胧诗”时期北岛已经基本褪去了早期的浪漫主义特质,而更为理性、决绝、现代了。北岛1970年代诗歌在艺术方式上也具有某种“两栖性”,“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是共存于北岛的艺术谱系中的,其间的互动、迁移、转换是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对于观照诗人的精神与艺术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北岛这一时期的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具有较强的抒情性,以“情感”取胜,另一类则以精神、理性见长,以深刻性、批判性、紧张感取胜,其影响最大的也基本都是后者。这一类的作品大概在1973年、1974年已较明显,可以看出北岛诗歌的某种变化或者变化的趋向:社会性更强,有明确的批判意识,战斗者的姿态,情感态度更为决绝、峻急,充满分裂、痛苦与荒谬感,意象跳跃,富于暗示、歧义,作品更为晦涩、多义……具有更多的现代主义成分。《太阳城札记》写于1974年,但其现代主义特征相当明显,其简短的“箴言”背后连接着广阔的意义空间,语词之间的弹性与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在总体上不同主题词之间又具有了结构意义甚至戏剧性,形成了有力的召唤结构。在两首副题均为“献给遇罗克”的诗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将处于两个极端的意象进行并置的典型的“北岛式”的表达。“从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红的黎明”(《宣告》),这两行诗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星星与弹孔,血红与黎明,星星与黎明,弹孔与血红,等等,其意象的内涵、意象的组合方式都极具张力、极富深意。而“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结局或开始》)也同样含义丰富:太阳与黑暗,黑暗与公开,太阳与掠夺,相互之间产生了多重的扭结和化合反应。北岛这一时期的许多诗其意象的能指与所指相分离、疏离,象征、歧义、反讽、暗示、背谬等手段很常见,诗句的意义指向并不明确,往往具有深层含义和多重意味,有丰富的理解空间和可阐释性,比之一览无余的浪漫主义“抒情”也更为深刻、有力。关于诗歌的表现手法,北岛在80年代初曾说:“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远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我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另外,我还十分注重诗歌的容纳量、潜意识和瞬间感受的捕捉。”这种方式应该说在1970年代的中前期已经开始进行探索并逐渐成为其自觉的追求。应该看到,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在根子、芒克、多多、林莽等的创作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特征,除极个别的例子外,也大多能看到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转化的痕迹。

“浪漫”与“现代”在这一时期的北岛诗歌中更多的是共存的,而不是简单的后者取代前者的关系,比如在1977年,他也写有像《一束》《是的,昨天》《路口》《关于足迹的歌》《在我透明的忧伤中》等这样抒情、吟唱、节奏上低回婉转、形式上回环往复的作品,有着较多的“青春期”特征与浪漫主义成分。同时,应该看到,北岛这里的“现代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也有着重要区别,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西方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社会及其意义深度怀疑的,因而其无意义感、空虚感、荒谬感更深厚、更浓重,而北岛则在“怀疑”、“否定”背后还是“肯定”的,在“我——不——相——信”背后他其实也是“相信未来”的,对于真理、正义、自由、美等,他是认同、坚信且热烈追求的。或者说,他的现代主义选择是以浪漫主义为根底的,浪漫主义者对“人”的观念、对艺术的理解在暗中起到了对于现代主义的制衡作用,他没有走入孤绝地否定一切意义和价值的道路,其“世界图景”依然是完整而统一的,依然有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底色、衬托和基础。因而,由于强烈的价值诉求和意义指向,北岛也不可能真正以“游戏”的姿态进行写作,他的诗歌写作是严肃、沉重的,甚至有着一定的悲剧感,所以,这种现代主义虽然与西方现代主义有关系,但它更是中国的产物,是在中国的土壤和环境下生长的,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或者说,是一种“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这一特征在北岛此后的诗歌中得到了延续。


二、“个人”与“革命”的双声话语


北岛1970年代诗歌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实现了话语体系的更新,以更为自然、个人化、生活化的语言替代了主流的革命、政治话语。“人”的话语,对人的尊严、权利、价值、自由的肯定和张扬是北岛诗歌最引人注目的一点,也是它与当时的主流诗歌最明显的分歧。在《宣告——献给遇罗克》中,北岛说“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这个“人”体现了关于人的生存的一种新的想象,它是区别于此前的政治符号或政治代言者身份的,是以个体(而非群体)为本位的,其诉求主要在个体的价值、尊严、权利(而非社会动员、集体目标、意识形态乌托邦)。应该看到,这种关于“人”的书写与“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是有共通之处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精神也是相吻合的,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它接续了“五四”的文化传统,对不正常的人生状况进行了抵制和批判,发出了合乎内心、合乎本性的“宣告”“宣言”。当然,作者的声音也并不全是这样的“战斗”的、“疾言厉声”的,有的也相当温和、柔和、舒缓,比如:“为了你,/春天在歌唱。/草绿了,花红了,/小蜜蜂在酒浆里荡漾。”(《小木房里的歌》);“我是人/ 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结局或开始》),这样的诗句无疑充满了对“小我”、对他人的关怀、关爱,有着柔和与慰藉的力量,凸显了个人生活与个体存在的合法性和价值。他早期还有一些“童话体”的诗(如《小木房里的歌》《你好,百花山》《五色花》《微笑·雪花·星星》《冷酷的希望》等),以少年、儿童的视角发言,更具童真与童趣,也在更大的程度上保持了人情、人性的本真。此外,北岛还有一些写爱情的诗同样饶有趣味,在冰冷、严峻之外营造了一种温润、和煦的氛围,所有这些都距离个体、个人更近,而离大一统的革命与政治更远的。总体而言,北岛这一时期的诗歌在话语形态与语言方式上都实现了一定的背离与更新,具有较为明显的异质性与叛逆性,应该说这也是当时一代以“知青”为主体的青年诗歌创作最大的意义之所在。

这种个人性话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观念也代表了当时年轻的诗人(同时也是狭义范围的“知识分子”)其思考的范围和深度,它更多的是以个体的人(而非集体性的社会总体目标)为价值依托和价值归属的,或者说,它是以对此前的社会乌托邦想象的反对作为出发点的。关于这一点,北岛很早便有这样的表达:“谁也不能给诗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诗没有疆界,它可以超越时间、空间和自我;然而,诗必须从自我开始。”这样,诗中的主角就变成了现实中的、在场的“人”,而不是理念中的、彼岸式的“政治”或者抽象、虚空的“大写的人”,这样的转型显然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具有根本性的变化,发出了一个时代极为珍贵、极为勇敢的声音。由这样的立场出发,真诚、正义、人性、自由等便成为其个人词典中是不可回避的关键词,北岛在此后的一次创作谈中说:“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由北岛执笔的《今天》创刊号中的《致读者》中也说:“而今天,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开放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花朵。”这些,无疑都昭示了新的价值理念和诗歌观念。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中,相对于旧有的诗歌秩序而言,这样的个体的呼声与公众的、时代的要求高度契合,变化的发生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由此而形成了此后波澜壮阔、势不可挡的“新诗潮”。

当然,由于成长于特定的意识形态环境中,北岛等的年轻人不可能不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和制约,因而也必然会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话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虽然在观点、思想方面他是在相反的方向上对革命意识形态进行着批判、否定、质疑,但在话语方式、语汇方面很大程度上仍使用着革命话语,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同源性”。比如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很大程度上便与毛泽东所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非常切近,而“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句式与思维模式上也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非常相似。我们看到,北岛诗作与当时的权力话语,具体说来与当时的“毛文体”、“毛话语”之间,实际上是有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的,虽然在具体的指向、观点上并不相同,但是在话语方式、思维方法、句式结构甚至关键词方面,都是有诸多交叉甚至重合的地方的,就像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任何人也都不可能与他自己所处的环境完全脱离干系。这种革命话语是以激进的、绝对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为基础的,是当时“斗争哲学”的体现,这也体现了北岛诗歌的“革命性”(当然从另外的方向来看确乎也是“反革命”的)和战斗性,故而北岛诗歌的社会性、政治性大都比较强,他也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政治诗人”。作为“政治诗人”的北岛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读,他更多的是站在一种“纯文学”、“人学”的立场之上的,但关于其中的革命话语——以及它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关联——其存在也是不容否认的,看不到这一点同样是短视的。李欧梵在《既亲又疏的距离感》中说:“所以我觉得北岛早期诗作的政治性是和当时的政治境遇密切相关的,这种政治的大环境无形中变成了他诗中的语境,而身历其境的人感受必深。然而,诗(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不能以反映论的模式罩之,否则北岛的诗永远不能脱离政治;反过来说,任何一个在这种政治环境中成长的诗人也不必完全‘非政治化’而把他的诗置于一种艺术的真空中;换言之,我不承认艺术可以完全脱离它所赖以成长的大环境——国家、民族、社会,甚至政治。”关于自己的早期诗作,北岛日后也做出了这样的反思和评价:“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他的这种态度显然是真诚的,所指出的情况也是符合实际的。当然,也应该看到,“历史”的尺度与“艺术”的尺度往往是共同起作用的,在两者并不对称的情况下,也不应该以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忽略、否定了整个作品。

“双声话语”是北岛诗歌话语形态上的鲜明特征,它昭示了一种共生、缠绕的状况和过渡、转化的过程,在这里,“个人”与“革命”是互相渗透、互相颉颃的,两者之间有联系、转化,也有矛盾、冲突,是这两者的共同存在和共同作用形成了北岛诗歌的独特世界。



三、“北岛体”的形成及其特征


北岛此后影响最大的诗大多是社会性比较强,充满怀疑与反叛精神的一类,这些诗具有鲜明的特点,自成一体,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称之为“北岛体”。“北岛体”的形成和产生较大影响是在1980年代的前期,但数首重要的作品如《宣告》《结局或开始》《回答》《一切》等在1970年代中期前后即已写成。这些诗歌的“发声方式”比较特别,更多是一种宣言、宣告、劝谕,类似于面对大众的演讲、动员、布道,它所表达的往往也不是思索的过程而是其结果,是带有强制性的、不容置疑的“传达”和“告知”。这显然是一种强者的形象,是“大写”的人,诗中的主体具有启蒙者的角色,自然也有着理想主义、精英主义的成分。

结合具体文本来看,北岛的《回答》可谓“名满天下”,很大程度上被看作诗人北岛的名片,就像《相信未来》之于食指一样。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简化和误读的危险,但同时不能不看到,这其中也是有原因,有一定必然性的。它的起始便是“高声部”的,可谓壮怀激烈、振聋发聩: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和作为题目的“回答”相一致,它并没有依照惯常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展开行文,而是直接给出了“答案”和“结果”,发出了关于一个时代的最强音:“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显然是对于一种现状、现实的高度概括,指出了社会状况的某种背谬、荒诞本质。尤其是,针对文革的具体历史场域,针对当时社会的黑白颠倒、动荡不安和人心向背,这样的诗句显然能够代表许多人的共同心声,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性,因而它也成为了脍炙人口的“格言”。此后,作者才依惯常的“语序”提出自己的疑问:“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这显然是问题的“出发点”,是对于一种不正常状况发出了疑问、质疑,显示了强烈的怀疑精神和“离心”倾向。而后,作者叙述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其后,作者语气陡强,发出了“战斗”的强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面对一个庞然大物的“世界”,“我”勇敢地选择了“斗士”的角色,站到了“世界”的对立面,并庄严地宣告:“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他选择了做一名不屈不挠的“挑战者”,其情感态度是决绝而坚定的,他的怀疑和反叛也是彻底而强烈的。如果我们把全诗第五节“我不相信”的句式转化为“我相信”的话,可以对其内涵做出一定的解读:我相信天不是蓝的(如通常之所目见);我相信雷的回声并非如此(如通常之所耳闻);我相信梦并不是假的(梦也能成真);我相信死亡之后也仍会有报应(因果、规律、正义仍会起作用)。这里的主体形象显然是非常强大的,有明显的责任意识、承担意识,类似于尼采笔下的强人意志、强者哲学。最后,作者的情感态度稍为缓和,更为理性:“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这既是对此前选择的承接与回叙,同时也进行了“展望”,表达了对于文化传统、历史正义、社会现实与未来的信心。

“北岛体”的诗句极端、绝对,斩钉截铁,直截了当,简洁而有力:要么肯定要么否定,要么黑要么白,要么爱要么恨,绝少含混不清、混沌不明,绝少中间状态、过渡阶段。如他的《一切》中所说:“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初逢。/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往事都在梦中。/一切希望都带有注释,/一切信仰都带有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这样的判断难免不严密、不全面,过于绝对化,也很难经得起推敲,但它却是最有力的,虽有其偏激但仍不无深刻,质地坚硬、不屈不挠、桀骜不驯。这里的世界图景被高度简化了,是/非、黑/白、美/丑、奴役/自由、压制/反抗、光荣/耻辱……“一切”都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清晰、价值立场分明,拒绝暧昧、混沌、中庸。这显然和北岛对世界、社会的认识有关,这里面有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在其中:黑暗是要否定的,光明是要拥抱和追求的(而没有顾及两者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和相互转化);过去是要否定的,未来是值得期待的(而没有顾及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连续性,“现在”不可能完全断裂于“过去”,“过去”并未真正地“过去”);专制是野蛮落后的、应该被废除,自由与民主是进步的、值得全身心去捍卫(而脱离了历史具体性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将价值绝对化的同时也使它失去了现实基础)……这种思想方式在时间上是信奉“进化论”的时间观,“日新,日日新”,现在好于过去,未来好于现在,在不断的“否定”中实现进步,这是北岛诗歌中如此峻急的怀疑主义的一个原因所在。其次,在空间观念上,是否定“此地”,而趋附“他处”、“彼岸”,如其《界限》中所言,是“我要到对岸去”,对岸才是符合理想的,此时此地的“现实”则只能是一个出发点、起点而非终点。再次,关于社会、历史、“人”,作者认为是有价值、有真相的,而且这种价值、真相是唯一的、不容置疑的,是终极性的、至高无上的。正是因此,北岛的诗歌才表现了一个黑白分明、正邪两分、善恶对垒的世界,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青春期”的北岛一往无前、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激情与想象。而同时,这种想象又与作为“新时期”的历史的“青春期”相契合,其在1980年代初的走红也在情理之中了。

“宣告”式的发声方式决定了其主人公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高人一筹”、“出类拔萃”的,要么是“精英”,要么便是“英雄”。《宣告——献给遇罗克》是一首写给作者心目中的英雄遇罗克的诗,虽然在诗中作者说:“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但还是应该看到,作者其实认同“英雄”的价值理念,他也选择了做一名“英雄”式的人物。或者说,他“只想做一个人”,但这个“人”固然与此前政治化、符号化的“大写的人”不同,但其实仍然有“大写”的成分,是一个高于常人的、英雄式的有担当、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而不是如此后“第三代”诗中的日常、凡俗、生活化的“人”)。他在诗中说:“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我只能选择天空”彰显了作者英雄式、先知式的自我定位与价值认同,它是俯视的、强硬的(虽然不无悲剧意味)。最后,作者做出的依然是“宣告”和“预言”,是对某种“本质”的揭示:“从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红的黎明”。所以,北岛诗歌发出的是关于“我”的声音,但同时也是关于时代与社会的强音。这样的高声调、强对抗、外向型,注重社会关切与人文关怀的写作,在此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塑形了诗人北岛的主体形象,并在“新诗潮”中大放异彩,与其他一些同样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诗歌同道一起,开启了“新时期”和“伟大的80年代”的门扉。

对北岛诗歌而言,如果说80年代是大放异彩的开花、结果,那么其扎根、其源头是在70年代,甚至可以说,其诗歌在1970年代已经有过一次隐秘的开放,只不过由于大环境的原因,其范围有限、识者寥寥,作为提早开放的、报春的花朵,这些诗歌的价值显而易见、不言自明。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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