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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评论
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赵可铭上将批评方方小说《软埋》
发表时间:2017-09-06 15:45:57       来源:中国梦文学网       作者:张全景 赵可铭

      编者按:作家方方创作了一部长篇 小说《软埋》,引起了无数的愤怒的批评,《软埋》已被禁。现将原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及原国防大学政委赵可铭上将的批评文章,转发如下。

     身为共产党官员的方方,创作这部小说,被认为是否定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对当年既得利益集团国民党地主颇有一种招魂式之哀悼与同情。文学与政治是一对双胞胎,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方方的曾外祖父曾是国民党的大官,”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其曾外祖父于1928年2月1日曾以民政厅长名义,签署过一个镇压共产党的文件。父亲也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大学生。其父系与母系可谓出身于衣食无忧的国民党贵族式的“富家”,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天堂”。假如方方出身于国民党时期,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乡下穷苦人家,方方还会创作像《软埋》这样否定共产党当年惠及中国无数穷苦百姓的伟大土改政策的小说吗?方方啊,您不能睁眼说瞎话。文学创作可以虚构,但不能借着”虚构“的名义,行”子虚乌有“之实啊!文学创作可以虚构,但不能造假啊!



《软埋》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

张全景


    《软埋》这本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对我们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反攻倒算。这篇小说以及其他不好的作品的出现,证明文艺界在贯彻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方面还有很多问题,还很不到位。

    有人说土改好,有人说土改很糟、很坏,对这个问题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如果你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必定会认为土改很糟、很坏,因为他们失去了作威作福的天堂啊!如果你是站在广大贫苦农民的立场上,必定会认为土改很好,是翻天覆地的大好事,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好事。

    大家都看过敬之同志的《白毛女》。杨白劳、喜儿那些农民的命运为什么那么惨?就是因为失去了土地,土地都被地主掠夺去了。杨白劳、喜儿的悲剧,不仅是近代农民的悲剧,也是几千年来农民的悲剧。正是因为如此,自古以来,中国农民一直盼望能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盼望能过上没有剥削压迫的生活。《诗经》收集的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作品。其中有一篇名叫《硕鼠》的诗,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意思是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剥削得太狠了,我要离开你们,到一个没有你们这样的大老鼠的地方去。我不是搞文学的,不知道这首诗究竟产生于哪一个具体年代。往最近里说,也有两千六百年了吧?你看,起码从那时起,中国农民就向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啊。而获得土地,是摆脱剥削压迫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农民革命,实际上就是土地革命,所以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军都把“均田”作为行动的纲领。比如北宋农民起义军领袖王小波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把“贵贱均田”作为自己的口号。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颁发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社会主张。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革命也提出“平均地权”的纲领。

    但是,广大农民的这种要求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们是小生产,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也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依靠资产阶级的力量也不可能实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不敢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也不敢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能办到,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建立起稳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动员、组织起“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大军。事实证明就是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都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党早在1933年就制定了土改的两个文件。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更加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谁能够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谁就能在中国取得胜利。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土改的历史进步性毋庸置疑。土改极大地解放了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力,而农业的发展又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性的支持。新中国在前30年能够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又经过后30年的努力,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没有当初的土改,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吗?

    方方的小说无视土改的这个本质方面,给土改泼了一大盆脏水,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领域的典型表现,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具体表现。土改有方方写得那么糟吗?没有。早在苏区,毛主席在掌握土地改革政策时就一直反对乱打乱杀。1947年毛主席转战陕北,解放区的土改出了一些问题,毛主席一过黄河就纠正了。毛主席有两个很重要的讲话,一个是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个是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这两个讲话就是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的,那个时候我们都学习过。与此同时,习仲勋同志也发现了土改中一些“左”的做法,他亲自写信向毛主席反映,毛主席是非常支持他的。

    当然,在土改当中,也有个别地方出现乱打乱杀的,这是很难避免的。为什么?一是群众苦大仇深,一是有些地主分子罪大恶极,甚至有血债。群众被发动起来了,有时很难掌握。那个时候中国革命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阶级斗争还很激烈,还乡团回来就杀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方方写的时代背景是1951、1952年,那时全国已经解放,老区的土改都已结束,我们在土改方面已经积累起相当成熟的经验。南方新解放区的土改充分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掌握政策比较稳,即使执行镇压反革命的政策也是比较稳妥的,没有乱打乱杀了。对没有明显罪恶的地主,群众是不会对他们绳捆索绑的,把土地和浮财拿出来就完了。方方说的那些荒唐离奇的事儿,我不知道是怎么捏造的。“软埋”这个词,我在土改时从来没有听说过,这还是头一次听到。小说里还有把地主家的年轻女人给分掉的事,更是荒唐,土改中根本没有这种事。

    从这篇小说以及它所受到的热捧可以看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还是很尖锐的。过去常说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这是有道理的。现在第一代的人不在了,第二代、第三代还在,我们绝不能放松警惕。西方搞颜色革命,搞和平演变,这些人就是内应。里应外合,弄不好是要出大问题的。当然,我们党的政策不是唯成分论,但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也不行。

    当然,我们不能说方方本人是封建地主阶级,但是她的小说骂土改,确实是站在最狭隘、最顽固、最僵化的地主阶级立场上来说话的,是站在最落后的生产力的立场上来说话的。这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败走台湾以后,痛定思痛,总结失败教训,还意识到了没有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是自己失败的重要原因,还在台湾搞了“土改”。

    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绝不是说天天搞斗争,而是让人们心里有这根弦,学会用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处理问题。我看现在有些同志就是不愿意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看问题、处理问题。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他们总是不肯面对,总是把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轻描淡写成学术问题,总是采取“捂”和“盖”的态度。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捂”和“盖”就没有了吗?就能解决问题吗?不可能的。采取“捂”和“盖”的态度,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是助长错误思潮的气焰,而束缚广大党员群众的手脚,结果是让错误思潮越闹越凶,而让广大党员群众寒心、灰心。这样做一两回问题还不大,如果一贯这样做,广大普通党员和群众就会认为你不向着党和群众,认为你偏向错误的东西,而你又是代表党的,久而久之就会让广大群众产生与党离心离德的情绪。尼克松写的《不战而胜》不就是鼓吹这类东西吗,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就是败了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应当清醒。

    有人说不让批评错误思潮是为了给党的十九大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舆论环境。这就怪了。我们在家里办喜事,总是要打扫一下屋子、院子垃圾吧?垃圾遍地总不能说是好环境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不有效清理错误思潮,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哪来的好环境呢?说到底,有些同志这么做的原因,还是习近平同志批评过的:太爱惜自己的羽毛,怕当战士,老想当开明绅士。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有什么积极的作为。

     最后,建议有关部门成立两个调查组,一个调查组去找好作家、好作品,找准了就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表彰;一个调查组去找创作倾向与中央对着干的作家作品,找准了就旗帜鲜明地予以批评。这才是真正做导向工作。这样坚持下去,才能真正解决创作导向问题,把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同时也让广大党员、群众看到我们党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的决心,从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周围。






《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

赵可铭

长篇小说《软埋》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文艺界的一个典型代表。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批评,我觉得十分必要,对于更好地运用XZ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一系列指示统一思想认识,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对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思想毒害,一定会起到积极作用。

一、《软埋》全盘否定中国土地改革伟大斗争,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延绵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几十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对土地改革的合理性及其伟大意义有着最高的共识,就连国际反华势力也少有拿土地改革来批评新中国的。被赶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总结败亡的一条教训,就是在统治大陆期间没有进行土改,到台岛很快地也搞了土改。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必然成果和伟大成就,是解放军得以打败国民党军队、新中国得以建立和巩固的重要基础,是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条件。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身为湖北省作协主席的方方女士,竟冒天下之大不违,站在已被消灭的地主阶级立场上,用假造的历史,对土地改革进行了全面清算和控诉,正如有的读者所说,当年“地主还乡团”是以刀枪为武器,对翻身的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夺回全部财产,疯狂屠杀迫害分田分地的农民;今天《软埋》这本书则是以笔为刀枪,向土地改革分田分地的广大贫下中农进行政治上、道德上、人性上的控诉与清算,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首先,作者对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进行妖魔化的渲染和深仇大恨的控诉。《软埋》以川东地区土改这一真实时空作为写作背景,围绕控诉土改的中心主题,分两条线展开:一条线是大地主女儿、儿媳丁子桃(原名胡黛云),在地主第二天要被批斗之前,婆家全家在极度恐惧中自杀后,她按公公事先的安排出逃,慌乱中落水,被救后失忆,50多年里一直失忆,却又在潜意识里刻下了对土地改革中娘家、婆家遭受残酷斗争的深深印记,始终生活在恐惧之中。作者为她设计了一个突然恢复记忆却又处于失语的状态,让她的记忆从现实穿过“十八层地狱”,一层一层地揭示土改时被“打入地狱”般的悲惨情景。通过这一条线索,作者描绘了川东地区陆子樵、胡如匀、李盖五三个地主家庭,和丁子桃丈夫吴家明的父亲山西地主董某,在土地改革中遭残酷“灭门”的恐怖和血淋淋的悲惨过程。

作者笔下的另一条线是叙说丁子桃和吴家明的儿子青林。他通过阅看已死去的父亲留下的日记,以及到川东地区实地寻访考察,沿途的老人介绍和最终找到陆子樵一家自杀“软埋”的陆家大院现场,成为至今无人敢往的“鬼屋”,与他母亲爬越十八层地狱的描述相互印证,从而强调了土地改革残酷暴行的真实性。

作者为了把她假造的历史真实化,在《后记》中更是讲得十分直白。她说《软埋》这个题目和人物原型就是她一个朋友母亲的真实故事。她写道:“我小说里写到的土改部分,正是她母亲的一段历史。非但她家,我自己的父母家,我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邻居的家人,无数的无数,也都共同经历过。他们的人生各不相同,但他们背后家人的不幸却几近雷同。而株连到子女们,延展开来难以计算。”

这就表明,她在《软埋》中对土改的清算与控诉,一是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二是小说中所描述的四家地主被灭门,不是土地改革中个别违背党的政策的过火行为,而是“无数的无数”这一普遍现象,是土改的本质真实。当年中国的地主竟有“无数的无数”如此之多,真是方方女士一个伟大发现。果真如此,就不是少数地主压迫剥削广大劳苦农民了。这岂不就是颠覆了土改了吗?

其次,《软埋》极力美化地主阶级,否定土地改革的合理性。通观全书,我们未看到作者严肃揭露批评地主对广大贫雇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文字,行文中涉及到川东其他地主,也都无明显罪行。相反,几个地主头子,都是对农民行善积德,有的计划要帮助村里农民修路,将自家庄园划出一块为农民办学;有的帮助解放军剿匪出钱出粮;有的是一辈子“勤劳善良”;有的读书修身,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有风度,有尊严。他们都同本地本村的农民相安无事,无仇无怨。陆子樵还能让村民签名具保书,向土改工作组请求不要斗争他。作者还刻意描写地主家庭内部主人与佣人、长工、陪嫁丫鬟之间的亲密关系。陆子樵决定全家自杀,没有一个人不愿意陪葬的,他安排护送胡黛云(丁子桃)出逃的长工吴童,对陆家感恩戴德、忠心耿耿。陆家人自杀后的50多年间,他一直守护陆家大院“软埋”的冤魂,成为一个“疯老头”后仍然忠心不改。作者就是这样控诉土改,使得“好人”、“善人”招满门灭杀,是多么的不仁不义,是多么的伤天害理,是多么的残忍狠毒!而稍有历史知识和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这些地主形象都是《软埋》作者的欺世之作。封建地主阶级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是剥削广大贫苦农民的吸血鬼,其中许多人恶贯满盈。电影《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才是真实再现了地主的吸血鬼形象。《软埋》试图将《白毛女》所揭示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深刻主题彻底颠覆,真是可笑不自量。

再次,《软埋》把土地改革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着意刻画成地主阶级少数人之间的私仇。陆子樵和胡如匀都曾与破落地主争夺土地,而破落地主的后人参加了革命,带人回乡公报私仇,才有了陆家、胡家被“灭门”的悲剧。这就抹杀了土地改革的革命性质,抹杀了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正义性质。

或许有人说,《软埋》也正面写到解放军刘晋源及两个儿子和川东剿匪。但她写的这些,都是为写四家地主被“灭门”服务的,是为她把捏造的故事和人物勾连起来服务的。

从以上粗略的解析可以看出,《软埋》作者假造历史是何等的离谱,其地主阶级的立场、观点、情感是多么的鲜明!这不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又是什么?

二、伟大的中国土地改革不容否定,《软埋》的政治错误必须严肃批评

1、中国土地改革具有极大的历史合理性和社会进步性。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长则几百年,短则几十年,就发生一次王朝更替,其基本原因就是地主阶级的统治集团依靠广大农民起义力量,在刚取得政权时,向广大贫苦农民做出一些让步,抑制地主阶级豪强势力对于农民的土地兼并,减轻地租对农民的剥削。不久,王朝的控制势力衰减,地主豪强又开始新一轮的土地兼并,加大对佃农和雇农的残酷剥削,广大农民没有了活路,被迫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以帝王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迫使地主阶级又一次让步。中国历史上几十个大大小小的王朝如此更迭往复。正是这种万恶的封建土地制度,阻止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以致在西方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中国就彻底落后了。广大贫苦农民始终未能根本解决温饱问题,地主阶级造成了太多太多的人间惨剧。

所以,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早已是人民的呼声,是历史的呼唤。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也是孙中山先生及晚清以后无数仁人志士的主张。我们要看到,在新中国成立时的1949年前,7%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农田的一半以上。而占农户人口的57%的贫苦农民,人均所占土地只有地主占地的1/40。让这样的极不公平的土地制度延续下去,就是延续中国广大人民的苦难,就是延续中华民族的沉沦衰亡。

中国共产党是最具有历史担当的政党。她领导了两次土地革命。第一次国内战争,也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立即在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了土改,取得全国政权后,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全部进行了土改,在中国土地上永久终结了封建土地制度,砸掉了千百年来套在广大农民颈上的枷锁,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翻身农民的劳动热情,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一些地区连绵不断的匪患也随之被彻底剿灭,农村安定祥和。“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土改中又一次得到了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战胜强大自己多少倍的国民党,正是因为在推进土地改革中,进一步赢得全国民心所向。正如一首歌中唱的:解放战争中,农民把“最后一袋面,留作做军粮,最后的好儿郎,送去上战场,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伤员身上。”正是土地改革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中国土地改革的历史进程不容抹黑,善恶是非不容颠倒。土地改革自始至终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有组织,有领导,有法律政策规范,有实践经验借鉴。土改最先是在较稳定的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在取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948年前后,党中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等一系列法规政策,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同时又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及时纠正个别的具体做法上的偏差,包括斗争中的过火行为,如“地主不分田”或者“地主分坏田”等等。当时,也有的贫苦农民在控诉恶霸地主时怒不可遏,冲上去打骂地主的事情总是难免发生的,但绝大多数都得到土改工作组和农民协会的纠正和制止。从总体上说,农民控诉和斗争地主是悲愤而又理性、克制的。起初,贫雇农还是怕地主报复的,有仇有恨有诉求,但不敢站出来斗争,祖祖辈辈受剥削受压迫,敢怒而不敢言。经土改工作队组织农民诉苦,算账,当时,工作队教农民唱《谁养活了谁》这首歌,教一句讲解一句,唱得农民热血沸腾,唱得眼睛发亮。有了阶级觉醒后,农民群众就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在农民觉悟前,土改工作队绝不包办代替;农民觉悟后,则引导他们听党的话,按党定的规矩行事。

我本人年纪不是很老,但也可以称得上家乡土地改革的亲历者之一。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被枪毙的地主很少,凡是被枪毙的都是恶霸地主,有杀害农民或直接迫害农民致死的“有血债”的,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不杀不能平民愤的。即使是这些恶霸地主,也必须经农会组织农民充分民主讨论,一致要求枪毙的,还必须经县、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召开农民大会斗争地主,也只斗地主一人,而不是把全家老小都拉到台子上斗。土改工作队和农民协会骨干还找地主谈话做工作,动员他们把家里的地契等拿出来,农会则在工作队的指导下,经过充分讨论,在得到绝大多数农民认可后,实行土地的公平分配。地主也同农民一样,根据人口多少,分得相应的土地。《软埋》所说的杀灭地主满门的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结束封建土地制度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确确实实是发生过、经历过血腥和暴力的,但那是发生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战场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无数战役战斗中,是在三大决战中。把国民党军队从根本上打垮了,我们党才开展大规模的土改。所以,土改阶段对不拿枪的地主是不需要暴力的。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两次土地革命联系起来看,倒是让我们看到一幅幅“地主还乡团”穷凶极恶地报复分他家田地的贫民,杀的杀,关的关,血淋淋,令人不忍卒睹。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胡汉三,就是基于生活的典型形象。值得指出的是,“地主还乡团”不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从苏区转移后出现过,在解放战争时期,有的地方进行了土改后,解放军大部队调动了,“地主还乡团”同样疯狂过。可是,以土改为题材的《软埋》,却对“地主还乡团”的罪恶只字不提,反而捏造事实对善良的翻身农民肆意进行妖魔化。

3、《软埋》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下的一个怪胎。《软埋》得以问世,并得到一些人的吹捧,绝非偶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长期滋长蔓延的必然恶果。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支魔剑,伸向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领域,肆意横行多年,从抹黑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到抹黑否定革命英雄、民族英雄;从告别革命、告别崇高,到为民国唱赞歌、为殖民侵略洗地;从否定土地改革到否定社会主义改造,从“汉奸有功”到咒骂“爱国贼”,看似荒唐而又十分混乱庞杂,但其政治企图却十分明晰,那就是颠覆,就是通过“挖根”、“挖墙”颠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全部革命历史、建设历史,进而呼应国外敌对势力煽动“颜色革命”,以达到他们梦寐以求的颠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颠覆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的目的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尽管受到党和人民的有力抵制和批评,但仍在以各种形式滋长蔓延。除了在历史研究领域,在讲台、论坛上不断欺骗毒害人们,近些年在文学创作领域也表现得十分猖獗。为地主阶级翻案、控诉土改的小说《软埋》只是其中最新出版、最露骨的表达罢了。在此以前,有《活着》、《生死疲劳》、《白鹿原》、《古船》等等。长期以来,这些作品基本上没有在主流媒体上受到有分量的分析批评,也未听说其所在单位党的组织对此有过批评指正,有的人反而获得了很高的地位、炫目的光环,有很多粉丝和吹鼓手。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导向,写这类颠覆历史的东西可以出名得利,可以风光无限。可以说,《软埋》正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下的一个怪胎。据了解,身为湖北省作协主席的方方女士,写作的政治倾向原本是比较好的,写过若干较好的作品,有人说她是改革开放以来比较突出的四个女作家(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之一。从《软埋》也可以看出,方方还是有一定的文学功力的,结构和语言都有一定技巧,可惜一旦有了观风求利求大奖的动机,一旦堕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污泥潭,那就愈有艺术性也就愈有危害性。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界的政治生态还未根本好转?实在令人忧心。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软埋》出版在2016年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Z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关心文艺战线。XZ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鲜明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在后来的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的各种会议的讲话中,他又语重心长地谈到文艺工作的创作方向和责任任务,谈到“四个自信”。广大人民群众多么期待和欢迎更多一些如最近播出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以及去年《绝命后卫师》等弘扬正气、正能量的作品啊!可是《软埋》竟在最高级别文学月刊上发表了,并很快又大数量地出版发行单行本,同时受到一些主流媒体的毫无原则的吹捧。我们迄今未听到,中国作协方面有任何分析批评《软埋》的文章,或持批评的态度。试问,中国作协是如何学习贯彻XZ指示的?各级作协党组还管不管干部?还管不管创作导向?党员作家还要不要遵守党的纪律?

三、几点建议

1建议有关部门和中国作协组织作家队伍确实认真学习XZ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一系列重要指示,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写作方向树立起来,在思想上清楚资产阶级自由化、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观、抽象的人性论等错误思潮对文艺创作思想的侵蚀影响。

2、有关部门和各级作协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武器切实用起来,促使文艺创作沿着以XZ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发展。许多同志都认为,现在太缺少像样的、负责任的文艺评论,人们看到的大多是庸俗的吹捧与自我吹捧,即使有一点批评,也无关痛痒。要培养和重用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这是繁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必要条件。

3、要像其他工作部门一样,建立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各级党的组织要负起责任,文艺作品的相关传播平台也要负起责任,失职应当受到追究。党员要守党纪,文艺界不应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不是党员的干部也要受到政纪的约束。

4、建议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对于集中表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反面典型的解剖分析批评,用于教育团结作家艺术家。要改变那种对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不敢批评、怕批评反而扩大其影响的认识误区。其实,“不理睬”的冷处理就是不处理,就会形成放任,实践证明社会效果是不好的。要学习DXP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批评《苦恋》、《河殇》等错误作品的鲜明无产阶级立场与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态度。只有经过批评与必要的思想斗争,才能达到教育团结绝大多数作家艺术家,同时也教育广大人民和青年的目的。如果放弃严肃批评,总是忍让和迁就,其危害是很深的,会把人们的心和力搞散,被国内敌对势力进一步利用。


(作者是国防大学原政委、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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